“没有茶叶，也许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中国科技落后的“两因论”
刘里远在《中西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古典自然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年版）中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即“两因论”）。中国近两千年来越来越缺乏对纯科学的研究，许多处于领先的学科属于工匠文明，最终停止了。明朝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是伴随三次内战的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明、清、民国到共和国，环环脱节。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八大原因：（一）以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为例，阐述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二）缺乏持续性发展——中华文明之光淹没在战火硝烟中；（三）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四）缺乏专利与股份——技术发明的催化剂与保护神；（五）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六）缺乏交流与交通——科学是交流的产物；（七）缺乏让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发挥潜力的机制——平等机会与天才的随机产生；（八）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技术发明的引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而这些技术文明基本上都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创造，而是普通民众的直接发明——工匠文明。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最终不能登上世界文明高速发展的跑道。总体来说，连续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试机制、刺激优秀人才从事发明创造的专利机制、让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机制，是发展的根本出路。
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
吴国盛在论及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时（《世纪之交话转折》，《科学》1999年第3期）指出， 科学究竟是特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还是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由于秉承了现代主义设定的普遍主义的科学观，便会在研究非西方文化的科学时，出现极大的困惑。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是一个例子。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科学观的激励下，李约瑟穷毕生精力去发掘中国文明中的科学因素，以致他惊奇的发现，在17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科学极为先进，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国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李约瑟终究不得不面对现代中国科学非常落后的现实，并且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
这个难题本身是模糊不清的，正基于普遍主义的科学概念与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特定的科学概念之间的某种混同，也与把历史看成一个可普遍化的因果链条有关。如果说中国古代有极度发达的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就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科学”，因而很难说李约瑟难题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梨树结不出挑子，人们就很难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普遍主义科学观的种种困境，显示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陷入一个误区，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事实上，现代科学必须被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定现象，它在数百年的“现代”（modern age）中占据西方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位置，但它过去不是主流和核心，将来也不会永远是主流和核心。经过20世纪的发展，科学从中心地位跌落的日子，如果不是遥遥在望也是可以想见了。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姜铁军、李成刚在《军事历史》（1999年第 3期）撰文分析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时认为，第一，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第二，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第三，重文轻技和迷信落后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第四，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是中国科技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以“祖传秘方”形式相传。
研究中国没有发展近代科学是徒劳的
美国的马绛（John S.Major）在《神话、宇宙观与中国科学的起源》（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认为，许多学者用了大量时间和文字去探讨（在本文作者看来是徒劳无功），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当我们对中国科学及其所由生的社会有了相当理解之后，才有可能得出有效的答案，甚至到那时提问的方式也会改变。尽管本文强调的是古代世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用神话语言表达的大老宇宙观，但它有助于了解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西方学者如何大大改变了东西方曾经共同拥有的宇宙观，而使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科学永远分道扬镳。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的有机世界有宇宙演化论而不是第一动因或造物主，而且唯一的原则在功能上又等同于变易。所以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但不幸的是对中国科学的未来，人们完全陷入宇宙的有机论的泥潭。因为一旦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开始被看作世界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道的观念就妥协了，宇宙观不再是科学探索的基础，而成为统治阶级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文艺复兴在科学上的巨大突破，部分是由于机械论在西方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而机械论在中国不可能处于这样的地位。邹衍及其学派继承和改造的原则导致了中国有机论的科学和生态系统那样和谐有致的理想。
科学与技术、经验的关系
钱兆华的《科学·技术·经验——也谈“李约瑟难题”》（《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 2期）着重阐述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及其它们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论述了经验技术和科学技术的不同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争论不休的“李约瑟难题“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从以上三点出发，就不难对“李约瑟难题”进行分析。首先，李约瑟说“中国大约在16世纪前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这句话就站不住脚。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由于系统的实验方法还未出现，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都未形成，科学只是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出现的。而自然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辩知识，是一种自然观，根本不存在衡量谁是谁非，谁先进谁落后的客观标推。但从功效性出发，可以说位世纪前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这是因为评判技术的先进或落后，化或劣的共同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其次，为什么说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在西方面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也要把科学和技术分开来讨论。西方近代科学在文艺复兴后一开始是以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复归形式出现的，因此它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延续，它之所以中断了一千多年，完全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这就意味着，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的洗礼，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就不足为怪了。
数学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张维忠、倪明在《论数学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 2期）一文中，对中国古代未能形成真正的科学的问题作了探索。他们通过文对教学文化史的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得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与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这种情况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了中西不同的自然观。这是因为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是直接奠基在自然的数学化这一信念基础上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及伽利略、牛顿。事实上，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圣哲中也一直广泛存在着。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而这种毕达哥拉斯式的思想始终未能在中国产生出教学化的自然观，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缺乏自然的数学化产生的三个前提：（1）西方文化中存在一位几何学家的上帝；（2）自然和人的分离，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离：（3）数学柏拉图主义的复兴。结果使牛顿式的教学化的自然观始终未能产生，这就使得古代中国教学的认识功能始终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这样，尽管数学作为一门“实用技艺”在古代中国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又始终被看成一种“济世之术”而未能登上大雅之堂。进而，又正由于数学的认识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机的自然观”就始终没有受到有力的冲击，而这又最终使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特别是，对自然界的研究始终只是停留于朴素的定性分析，没有能前进到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也就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伟大贡献
蔡仲的《后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 3期）认为，后现代科学以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强调以“秩序”的观念代替“自然法则”、强调自然规律是一种进化习性产物、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的统一性、否认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强调时间的不可逆性、有机的自决的因果观。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态自然观、整体论的认识方法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征。该文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想表明李约瑟的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伟大贡献是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则，从而把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以及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挽救出来。
东西文化差异的新视点
台湾周哲水在《世纪大预言——从台湾看东亚新思维》（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一书中，对东西文化的差异从外层文化及文化核心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本质完全不一样，其根本差异据推论大概始自一万多年前。人类生理或人种的区分，是始自四万年前，而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Concrete Operations），各种概念乃起自反复试验并能对具体事物进行思考，所以表层文化有一大部分也相似雷同。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在西元前5000年以后，二者的文化元素，从遗存上已发现有明显差别。最主要的，中国偏向图纹图案和祖先崇拜，埃及则趋向图形图案和自然崇拜。各代表着远古时候不同的智慧思维方式。后来，人类心智再提升到类似“抽象运思”（Formal Operations），采用分析研究等方法，有办法循某种思维方式，譬如：数学模式，去探索抽象事物的境界。那时候，彼此的分歧也就更大了。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按照科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二大文化的确存在着很大差异，包括二者的外层文化及文化核心。这种差异，不是程度的高度，而是本质上的迥然不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Not Compatible），其所发展出来的体内工具，例如：语文、脑功能等，均表现出互不相容的格调。于是，西方特有的大我文化元素与小我个人心像，产生出具有化约式（Reduction）和推理式（Reasoning）的语文、数学等体内工具，进而产生出机械论的近代西方科学等，是属于西方起码一万多年传统的风貌。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从先秦矛盾律思想的角度看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影响
林鸿伟的《从先秦矛盾律思想的角度看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影响》（《哲学动态》1999年第 3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他在与西方思维方式比较后指出了东方思维方式的弱点。首先，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但同时或更注重“学“的研究，即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西方文明自亚里土多德逻辑学之后，产生出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其次，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再次，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最后，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何光武的《中国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苇草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一文，就中外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维方式”、“长于实际应用而拙于抽象思维”的求解逐一作了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关于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可从其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两方面来加以考察。就其物质方面的条件而言，它首先亦必须要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即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其次，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面来。其思想条件。首先是它在世界观上必须以对一切人和物一律平等并且一视同仁的普遍的、铁的法则作为其思想前提。其次是真正的知识必须是人们进行有意识的、有系统的、有目的的观察和实验所得出的结果，因此，它就不能以信仰和教条为准，而必须以经验的事实为准。再次是，由观察和实验所得的结果必须概括为一个数学模型。此外，还应追溯东西方源远流长的不同的文化背景。

中国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很慢，中国社会并没有要求扩大在生产的需求，也就是说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需要生产过多的商品来销售已获得资本的积累。而工业革命的主要目标发展生产力以便于资本积累，封建社会不需要资本积累，也就没有动力去推动工业革命。 2. 中国的封建制度十分强大，从客观上是隔绝了很多技术发明，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专制主义封建制度达到了顶峰。 3. 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关系技术发明，我国的知识分子知识结构被科举制度限制的很死，学而优则仕是一种社会风气。 总结就是：没有动力；没有条件；没人去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封建专制集权统治历来重农，对于商业发展是抑制的，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萌芽开始就没有好的生长空间，最后自生自灭不能成为主导，后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在两半社会，在封建官僚和外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下生存，自身都难保发展，更不可能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发生的力量，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没有工业革命的条件的，没有合适的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政体和独立主权

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科学研究的经验，只有近代中国才有，中国是农业社会，西方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属于需要运算数学，农业社会很少用，所以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工业革命的本质是资本家通过技术改革提高生产力，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西方搞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的萌芽采取严厉扼杀的措施，资本主义无从发展，没有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国家自然搞不了工业革命。

茶叶是不可能有感情的，但它会成为一件事情或回忆的触发点，也会因情绪而赋予其感情，所以，要么看到了茶叶就想起了一件伤心事，要么心里很难过，看什么都觉得它们也难过，所以就有“忧伤的茶叶”一说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在文学、科技上领先于西方很多，但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

为此翻过一些书，感觉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近两千年来，中国基本上属于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产生工业革命。
上面这句话里，农耕经济是因，专制社会是果。中国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农耕经济固定的生活范围、稳定的耕作收入是中国政治体制从原始部落民主政治到贵族政治到寡头政治再到专制政治的主要原因。在专制社会，国家实际上是“私天下”的，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朕富有四海”或“朕富有天下”这些词电视里老听到。
既然“朕富有天下”，那么很自然，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朕”可以把一片地盘送给北方民族，换来人家短期内不再欺负我，也可以把几千美女打包送给西域邻国，换人家一匹宝马。在“朕”的眼里，外国的人或许谈得上人权，本国的一切都是私产，人权肯定没有，产权就更提不上了。
“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大卫·休谟谈的这三项制度在专制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
工业革命的动力是什么？是效率的提高，是对更高利润的追逐。
专制社会里的子民在即谈不上人权也谈不上私权的状态下，追求商业利润的兴趣是很有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进入政权体系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商业在专制社会里也是被刻意压制的。中国近两千年的专制社会里，从专制社会的始祖大秦帝国开始，一直采取的都是“重农抑商”政策。商鞅变法是中国结束封建社会、走向专制社会最关键的一个制度设计。也就是商鞅首先提出了“重农抑商”并将其付诸实施，他的观点最能代表专制社会对商业的看法：“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是，游食者众会影响到国家的统治。这个道理想想也是很简单的，做为国家的统治者，他最关心的是老百姓老老实实过日子，好好种地，不要有非份之想，而商业经营带来的是贪欲，贪欲带来的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多，这些又怎么可能是统治者喜欢的呢？
南北宋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朝代，这一时期“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萌芽的出现与其说是宋朝的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不如说是宋朝的皇权太弱。实际上，这两个朝代正是中国汉族统治政权中军事力量最差的时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把宋朝和商鞅时期的秦国放在一起，宋朝不知道被消灭多少次了。

捎带着说说儒家文化的问题。我的感觉是，在专制社会里，皇权最大，文化是为皇权服务的，九成权力，一成思想。熊逸在《春秋大义》里的这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正如几乎任何一种信仰，无论是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无论是一神论的还是多神论的，一旦走入大众，都只会变做同一个样子：仪式化的偶像崇拜和一厢情愿的消灾祈福（而他们所祈求的往往是为教义所禁止的）；几乎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一旦走入专制权力，也只会变作同一个样子。”

再说说西方为什么能够产生商业文明。
西方成形的政治统治模式是从希腊发端的。希腊首先是由于地理因素形成的小国寡民不容易产生中国式的统一政权，其次是海洋文化导致人民普遍的商业经营思想。这两个因素使得希腊地区难以产生专制政权，而会走向尊重私权，强调民主的政权形式。
在小国寡民和海洋文化两上因素里，海洋文化是关键性的。海洋文化强调冒险和流动性，强调个人能力和商业智慧，而这些会导致政治权力无法过度集中，同时也会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相依附的现象。
之后的欧洲在经过千年黑暗时代后，又逐步形成了以庄园为基础的城邦，并在民族的旗帜下组合成一个个国家。这一时期欧洲的状态和希腊城邦时期类似，国家的基础是庄园和城邦，有很强的自主性，而王权弱小，王权“在赋税满足的情况下不得干预经济生活”。1205年英国国王约翰试图加强王权，在被反叛的贵族和市民打败后，与庄园主的代表签订了《大宪章》，确定了“王在法下”的根本原则，这是工业革命得以在英国产业的一个制度基础。
《大宪章》的重点是限制王权，其中的第61条规定：
“由贵族推举25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如果该委员会中的4人发现国王或政府大臣有违反《大宪章》的行为，应立即奏请国王改正，如果40天后仍未见纠正，该4
人应报告给25人委员会，经委员会多数同意后，可联合全国人民，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采用武力夺取国王城堡、土地和财产，强迫国王改正错误。
”
摘两段网上搜来的资料：
“尽管《大宪章》以其具体性、明确性而著称，但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宣告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有一组法律高于国王之上，用梅特兰和波洛克的话说就是：“国王低于法律，而且应该低于法律。”
“《大宪章》和议会制度的确立，是英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事件，确立了英国的宪政。特别是议会，使得市民阶层得以参加政权，他们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层在地方参加政权，并参加全国的议会，所以显得与众不同和强大。”
有了《大宪章》做为制度基础，工业革命得以在英国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商业是政治的附属品，人权和私权同样也是政治的附属品，在专制社会里不可能产生自由发展的商业。反过来说，商业社会发展的前提是得到保障的人权和私权，而人权和私权得到保障的前提，是对王权的限制。只有在政权体系与贵族、平民有了权力制衡的前提下，才会产生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法律条款并得以执行，也才会有了个人及利益群体对财富的疯狂追逐。

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在搞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走向成功甚至是超越西方吗？

这个问题就不多讨论了，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希望中国有一天会超越西方。

中国茶叶点燃了英国工业革命之火
伦·麦克法兰是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名人类学教授，
跟其他历史学家一样，
他花
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英国工业革命，
试图解开一些长期困扰历史学家的
"
不解之谜
"
。
为什么
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发生在十八世纪后
期？
麦克法兰教授把这些不解之谜比作是一把暗码锁。
他说，
工业革命的发生须同时具备大
约
20
个不同的因素。发生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在历史教科书里都能找到，比如，具备一定
的技术水平，
有充足的能源，
有大量的城市人口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有便捷的交通以利于
货物的运送和流通，
有一个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来保证一定的社会购买力，
市场机制下的经
济体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等等。但是，英国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别的国家如日本、荷
兰、法国等也具备了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特征。
"
所有这些条件对工业革命是必需的，但仍不
足以引发真正的工业革命，
"
麦克法兰说，
"
荷兰除了煤炭能源略显不足之外，
其他条件似乎
都具备，
而中国当时也具备爆发工业革命的大多数条件。
大多数历史学家相信，
要解开这把
暗码锁，一定还需要有一两个过去忽略了的密码。
"
最近，
在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系列纪录片中，
麦克法兰教授指出，
那一两个
密码几乎是可以在每家每户的厨房柜里找到的。是英国人最爱喝的两种饮料
--
茶和啤酒
--
点燃了工业革命之火。茶叶中的有效成分丹宁酸和啤酒当中的啤酒花都具有抗菌杀菌的作
用，
再加上这两者都需要用烧沸过的水来沏泡或制造，
使得人们感染因饮水而引起的疾病如
痢疾的机会大大下降，
从而不仅使人们的体格变得健壮有力，
还使人口急剧增加，
为工业革
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如此解释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咋一听显得有些古怪和牵强，
但是，
随着麦克法兰教授边
喝热茶，
边解释他的发现，
你的怀疑也许会慢慢退去。
麦克法兰的研究发现还得到了一些著
名学者的支持，如著名的医药历史学家罗伊·波特就撰文高度评价了麦克法兰的研究。
"
至
于还有别的一些学者，
他们也许会妒忌，
"
麦克法兰略有几分调侃地说，
"
因为他们抱怨自己
为什么没有首先想到这两样最最普通的东西。
"
麦克法兰的父亲是印度阿萨姆邦一名茶叶种植者，
1947
年，他年仅
6
岁的时候来到英
国。
他感觉到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巨大差别，
从那时起，
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弄明白这一巨大
差异的原因。
他认为，
是工业革命造成了印度和英国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落差。
那么，
英国
工业革命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一个有趣的现象，
却都一时解释不了。
在
1650
年至
1740
年之间，英国人口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可是，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人口突然呈
现出急剧增加的趋势。
20
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而且，这一死亡率
的下降现象在农村和城市、在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同样出现。
对这一现象，
人们提出了四种可能的原因。
是不是病毒和细菌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不可
能。
医学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但是李斯特的医学革命是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事。
环
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农业方面取得一些成就，
也基本消除了疟疾，
但是似乎还只能
算是一些小变化而已。
卫生设备也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得以广泛流行的。
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
人们的食物了。
但是，
有关人体身高和体重的统计数字却显示了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食物是
变差了。对婴儿死亡率突然下降原因的解释，最终还是一张白纸。
从时间上看，
人口的突然增长恰巧发生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
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
劳动力。但是，为什么呢？
"
一步步走向工业革命的时候，出于生产等方面的需要，必定会
使很多的人挤住在一块，
"
麦克法兰说，
"
随后，
人们就会得病，
尤其是因人类自己的废弃物
和排泄物而得病。
"
然而，
据历史资料记载，
当时英国因饮水引起的疾病尤其是痢疾的发生率也发生了变化。
麦克法兰推断认为，
英国人当年所喝的东西一定在控制疾病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说，
英国人爱喝啤酒和麦芽酒。
长期以来，
啤酒花的抗菌作用让英国人受益不浅。
但是，
十七世
纪末期，
英国开始对麦芽收税，
使得啤酒价格大幅升高，
穷人便转而饮水喝松子酒。
到了十
八世纪二十年代，
婴儿死亡率却又开始上升。
不过，
不久以后又突然下降，
是怎么回事呢？
麦克法兰把目光转向日本。
大约是在同一时期，
日本也发展了大城市，
也没有卫生设备。
但是，
日本人与英国人相比，
因饮水而得病的人数比例却要低得多，
难道是日本人流行喝茶
的缘故？由此，麦克法兰考察起英国人喝茶的情况来了。
果然，
茶叶在英国的流行史在时间上与婴儿死亡率的起落有着出奇的巧合。
茶叶刚进入
英国时，
价格相当昂贵，
直至十八世纪，
英国跟中国进行快速帆船的直接贸易后，
茶叶的价
格才大幅下降。
到了十八世纪四十年代，
也就是婴儿死亡率再次下降的时候，
饮茶在英国已
经是相当普遍了。
麦克法兰认为，
泡茶必须用开水，
加上茶叶本身的利胃清肠作用，
使得母
亲们分泌的乳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健康有益。
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流行喝茶，
按
照麦克法兰的逻辑，它们也就因此被挤出了工业革命。
但是，
如果说茶叶是解开暗码锁的一个密码，
那为什么早已经流行喝茶的日本没有爆发
自己的工业革命呢？麦克法兰说，
尽管十七世纪的日本拥有大城市，
国民也具有较高的文化
素质，
甚至连期货市场也有，
但日本从本质上说放弃了节省劳动的一些设备和手段，
因为他
们担心会使一些人无活可干。
令人惊讶的是，
当今的世界技术强国在进入十九世纪的时候竟
放弃了轮子。麦克法兰说，英国在进行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的时候，日本却
在进行一场
"
勤劳革
"
（
industrious revolu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