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良渚遗址申遗成功。消息传来时，全国都很兴奋！在如此重要的时刻，网上自然少不了一些关于良渚的文章。但有些作者在不了解基本概念的情况下，贸然将“华夏”二字与良渚联系起来，令笔者深感不安。“华夏”这一概念在先秦史研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困难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一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陌生的，甚至许多专业学者也经常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其中。

所谓“华”和“夏”是同义词。华就是夏，夏就是华。所以讨论所谓的“华夏民族”，其实就是在讨论“夏民族”的问题。夏族的起源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一个关键而棘手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民间和学术界有一种强烈的观点，认为夏是汉族的古称，夏文化起源于中原。然而，这种认识真的正确吗？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夏族是汉族的古称吗？

目前，将华夏民族视为汉族的前身仍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观点。1933年，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完成了《中国民族史》，将中国民族分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十二个民族，并说“华夏确实是我们民族(指汉族)的旧称。”1936年，文化人类学家林的《中国民族史》出版。书中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为华夏等十六种，并说“华夏不是今天汉族的脊梁，也是中国所有民族的脊梁。每条线与这条线接触、混合后，多半被它同化了。”1982年，当代学者谢维扬教授****《论华夏民族的形成》，其中也说:“华夏是汉族的古称。”

徐中书教授认为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

与上述观点不同，另一种意见认为，华夏族不是汉族的主要来源。比如徐中书教授认为夏族就是后来的羌族。1931年，徐中书教授发表《再论小屯与仰韶》，提出“夏为胡人”。所谓的胡华是一种不同于汉族文化的文化。徐特别指出，他“用汉胡一词，而不用华夷，因为汉胡两个名词都是汉代以后形成的，有明确的概念。”他补充说:“在中国历史上，汉胡文化的区别不必与民族差异联系在一起。区别只在于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不同。匈奴、鲜卑、迪强的体质，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与汉族之间的差异，都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显然，徐中书教授的观点相当谨慎。唐山春先生说:“所谓夏人，可能就是人，他们原本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参见夏季的变化与中西文化交流。)此外，还有捧岳的。比如董楚平先生说，越人自称“越”，是因为善于作越。夏和岳的古音相同，甲骨文中的“岳”字就是夏。“田野考古表明，二里头峡文化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战斧文化，战斧的生产中心已经从太湖流域转移到罗易平原。”(见吴越文化新探)

关于华夏民族起源的争论直接关系到整个夏史研究的基础。笔者曾在我的随笔《解读先秦民族史不能陷入的概念陷阱》中详细谈过几个容易被误解的陷阱，其中他说:“夏不对应具体人种。”进而提到:“从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同一古代民族(尤其是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民族构成在不同阶段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作者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对西方族群演变的长期关注。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作者的“夏三段论”，意思是:虽然存在种族和文化传承的关系，但生活在黄帝夏、夏宇夏、后诺夏三个时代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这一历史结构变化，才会发现所谓夏族是否为汉族古称的问题本身就有忽略“当空”这一背景的缺陷。

在《从新疆考古谈夏达、土霍罗、阿ā瑞恩》一文中，作者已经提到“Graa?”一词与塞尔维亚语中的“嘎拉”、阿维斯塔语中的“艾日亚”、梵语中的“里亚”、藏语中的“加尔亚”同源，并指出:

所谓夏，是古狄人因其盛大的宗教活动而自视为伟大的文明人的光辉主张。所以，夏天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种族概念，也不是政治或地理概念。因此，狄与容联姻时，夏的文化观念很容易为古代容氏所接受。

本文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夏的文化属性及其与戎狄人的密切关系，包括夏与雅利安语的音义比较，中印文化中的夷夏观念比较，以及中国文学中"华夏"与"蛮夏"观念的对立。接下来，我们就从宗族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西周时期，改俗的周人姬姓进军中原，为后来汉正统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历史基础。虽然我们在传世文献中发现了很多比较华夏和戎狄的资料，但是在西周的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中并没有发现这种思想。笔者曾经提到过，黄帝夏的宗族结构是戎狄，晚唐夏的宗族结构是戎狄。即使在西周，戎狄仍然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主导力量。比如自称夏的周人，实际上是，与他们有密切通婚的是姜姓戎人。今天，戎狄族的后裔不仅大量存在于北方汉族中，也大量存在于中国北方尤其是西部的各民族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献中找到更多的证据。

二、匈奴与赫连勃勃和“夏”的关系

《史记》明确记载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苗族。据笔者考证，司马迁的记载是基于历史，而非风从空。但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司马迁的记载不可信。例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黄先生说:

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匈奴墓葬和文物来看，明显属于北方草原文化，且受锡克文化影响较大。与中国文化体系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服饰、器物、习俗体系，即记录的匈奴语与中国明显不同，不在同一语系，更不可能与中国分离。(《阿穆尔河的新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黄先生的观点看似有理有据，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把战国时期的匈奴文化作为北方草原文化，并不意味着匈奴的统治者就不会是古代夏氏族的一员。匈奴的语言与中原不同，这也不妨碍其祖先成为古代夏民族的一部分。而且《周本纪》等文献明确记载了周人有一个“贬戎狄之俗”的历史过程。所以，毫无疑问，西周以后，甚至后来的中原文化体系，用来证明匈奴人不是夏人，他们刻舟求剑。

匈奴是夏人之后的证据，在后来的文献记载中仍然可以考证。晋安帝三年(407)，铁富匈奴部首领赫连勃勃自称天王大汗，建元升龙，定都统一宛城(今靖边、榆林)，国号大夏。桐城城南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

大夏都城统万城遗址

我的祖先大禹，甚至是圣人，当经贸会，凿龙门开一阙，疏三江定九河，减一元穷，救六合瘾，大有天地之功，大有自然之功。于是二仪降神，三灵褒叶，让其收终，光始有夏。

由此可见，直到十六国时期，匈奴后裔中仍有称“夏”的传统，不能轻易否定。

第三，自称夏的古代***。

与氐人长期通婚的古羌戎，与后来的藏族关系密切。在敦煌藏文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古代藏族氏族将祖先归于夏人的记载。例如，P.T.1286年，在敦煌用古藏文写成的一卷名为《小邦邦博陈佳和赞美宇宙体系》(RGYAL PHRAN Dang RGYAL RABS RIM BYUNG GI MING)中说:

在妙罗的pyed kar城，国王是**的国王，是thod kar，他的家臣是苏(su ro)和尼昂(gnang)。

敦煌古代藏族文学

若，即后藏年间楚河流域江孜、白浪一带。若的“娘”和念的“念”是同一个读音的不同译法。托加(Thod-kar)，他也在其他文本的小状态表中写“rgya”(P . t . 1060，第74行，P . t . 1285ⅰ，第171行)。这些资料表明，**尼饶的统治者是“索德-卡尔”，或“嘉吉”。Thod-dkar，即汉语“大侠”的对偶；刚(rgya)，即“夏”的对立面。此外，博尼主义还把上帝“正义”视为民族的祖先。柏翠对博尼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说:

天上的神杰雅杰和雅布·拉卜·布达尔·卓克斯娶了阿木女人塞卡玛，生下了索德·卡尔，六个儿子。其中小儿子浩二也叫托加拉查，是查的儿子。他被他的父亲送到凡间...，又来象熊、凡帝为马、满之君。在这里，他娶了一位名叫尼扬·博冈·沙·斯巴尔·茹的女子，即尼扬·布扎夫·斯巴尔lcam vphyul mo的尼安家族的人，并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里亚布五世·辛格亲王。王子和他的叔叔年的叔叔共同成为黑头之主。

穆氏为蜀山氏，属部落；姓夏，属黄帝部落。关于炎黄两家合生夏家六子的说法，最早见于敦煌藏文古卷P . T.126:

上古之初，饥荒之初，穆与查联姻时代，查的使臣是穆的地界。

云P.T.1038，用敦煌古藏语写成:

我们了解到，昝浦、田字和王拓嘎，谁制定了野生苯的诞生。

总之，古代藏族氏族以“夏”为族源是一种历史传统。这一点笔者后面会有更多的论述，这里暂且不讨论。目前，古象史的研究仍然是藏学研究中的一大难点。据笔者了解，症结之一在于先秦史研究中大量关于夏研究的问题没有得到科学解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三星堆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先秦历史体系的科学重建，**历史中的一些研究难点和关键问题将得到解决。

第四，建立“大夏”(西夏)药人。

北宋初，由党项羌建立的一个政权在中国西部崛起，名字叫大夏，就是现在俗称的西夏，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被吐蕃称为“药”的党项羌，与今天川西的木雅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夏语专家李教授对西夏语和木雅语进行了对比研究，证实了两者在语音和基本词汇上的相似性。这是西部羌人自称“夏”的又一例证。

5.向西迁移到中亚的“土霍洛人”。

此外，先秦历史上的夏人与西迁中亚的夏人，也就是今天西域研究中著名的土霍洛人关系密切。王国维曾谈及此事，但回应者甚少。王炳华教授认为，张骞将“托克里斯”译为“大侠”是出于对现实政治文化的寄托。他说:

敦煌壁画中的土霍洛人

张骞的“大夏”，在张骞的概念中，绝不是一个与中国古代人民和中国古代文明密切相关的实体。他很清楚，阿富汗的“大夏”是一个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的国家，“其俗土著”，“与大宛俗”。(见“土货罗”译为“大侠”的翻译分析)

大多数研究《土货罗》的学者对中国先秦历史上的夏天避而不谈。在这方面，王炳华教授的眼界是值得称道的。然而，王教授根据张謇的概念为自己所作的论证是相当疏忽的。从他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和黄先生一样，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中国先秦历史上的古代夏人与汉代的中原人具有相同的体质特征、文化特征、风俗习惯。很明显，他的论点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很难让人相信。

六。摘要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夏人与西域民族的历史关系更为密切。今天中国很多人把华夏视为汉民族的前身，更多的是植根于早已移风易俗，入主中原的周人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在汉代的典籍中，我们很少看到“华夏”二字。相反，我们会在孔子的碑上看到“下庙”二字，正好与秦人使用的“满下”二字相呼应。在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中，“华夏”一词开始大量出现，但也是用来指中原地区，而不是指中原各民族。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顾欢等人抛出了“夷夏说”，但很快就归于沉寂。华夏作为国家概念的使用及其向汉族祖先的转移，实际上是在宋代完成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做一些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

龙门石窟，建于北魏。

有时候历史很奇怪。时至今日，许多具有爱国传统的西方民族都能轻松接受“中华民族”这一新称谓，却对与自身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华夏”称谓表现出抵触情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误解。我们今天还原这段历史，当然不是要鼓吹用“华夏”来重塑中华民族。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华夏”这一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渊源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下，如何构建良好的民族关系，仍然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