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科举制度的三大功能
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始于605年(杨迪大帝元年)，止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构建了中国中世纪的科举时代和社会，还间接影响了西方的文官制度，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孙中山直言，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用来提取真正人才的最古老、最好的制度”，没有错。
正因为如此，清末废除科举的时候，很多读书人还是想不通，非议很多。比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某种制度的建立，绝不是以空为基础，而是要有其渊源和前身，以供追溯。只有这样谈论制度，才能把握每个制度的真相。他梳理了中国答案制度的历史脉络，并对***制度的优势进行了考察。
第一，科举制度实现阶级熔化
科举制度不同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注重的是谱系、答案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其原则是“自由报名、公开答案、平等竞争、择优选官”。许多中小地主和普通百姓通过科举被推上政治舞台。科举制度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实现了政府组织从士绅到官僚的转变。
科举制度的出现弥补了选举制度的不足。汉代的察举制度本意是推荐当地贤良之人入朝为官，但数百年后演变成了***勾结的工具。魏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只是乱世的权宜之计，难究贤而不德，也并非如此。到了后期，甚至成为巩固门阀政治、阻挡冷才入官的工具。只是科举制度把大家放在了同一个起点上，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家族式的政治垄断。
因此，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熔化社会阶级。因为***是公开竞选，所以公平公正。***内容简单，但不受民营经济限制。一个穷孩子，肯定有考上的可能。况且答案内容全国统一，有利于全国文化的融合。每年开课程，保持新陈代谢。近千年来，中国社会没有固定的特殊阶层，这种制度提前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二，科举制度实现政治开放
唐代科举制度提倡“以文凭自考”，允许士人自行报名参加***，给予平民直接入官的权利。政治权力的开放性是科举制度的内在意义和精神生命。以科举社会取代家庭社会，是社会形态的一大变化。通过***选拔各地的名人和人才，然后从社会进入政府，再以政府的名义管理社会。这种公选是进步的表现。
唐朝有个学者叫王波。由于家境贫寒，他一直住在赵辉寺的木兰院，但经常被和尚欺负。所有的和尚都敲钟请他斋戒后开饭。面对冰冷的剩菜，王波感到深深的羞辱，并从那时起努力学习。王重举播出后，在朝中做官，成为第一个从庙堂里走出来的宰相。这个“饭后铃”的故事，成了穷人家的孩子“跃过树枝”的典范。
第三，科举制度促进了政治统一。
钱穆认为，科举制度促进了地方与中央的情感和文化融合，各地的优秀人才定期向中央聚集。这样可以筛选全国人才，地方可以向中央靠拢。而且每年分配给地方的名额是平均的，绝不会有不公平的声音。
此外，科举制度的出现增强了人们参政的兴趣。以前老百姓饿着肚子，自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上层建筑建设，也缺乏实现自治的途径。民治民的科举制度可以唤起民众的爱国意识，使他们更加关心国家。这就是唐代以后千年文人“家事国事事事关心”的原因。
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还是要靠文化上的统一。秦始皇统一六国，煞费苦心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但科举制度见效快，***内容固定。唐代偏重诗赋，宋代重经义。无论内容是什么，社会都形成了崇尚文化知识的氛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无形中成为保证文化代际传递的历史纽带。
科举制度其实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也是士绅与庶民的战争。既树立了知识分子“做个好人”的理想，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清末废除科举后，钱穆对此举痛心疾首，称之为“聚九州铁之大误”，惋惜文化之沦丧。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钱穆只看到了历代科学的积极作用。说到底，他的眼光还停留在“读书做官”的层面。在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现代社会，科举制度作为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公平公正，是那个时代极为先进的制度。然而，现代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学者做官，而是各行各业的知识精英，这是科举制度衰落的根本原因。
今天，包括答案在内的各种答案制度，其系统性远胜于古代的科举，但二者的本质并无不同，只是形式更为多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穆的批评就显得有些书呆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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