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做了一个讲座，有同学问“现在很多作者把小说直接发到网上，我们只要上网就能看到；那么，在这种关系中，编辑的主体地位如何体现呢？”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出版和阅读的关系，原本不可或缺的编辑环节变得可有可无。担心编辑的社交功能迟早会被互联网扼杀，是这些年出版界人士深深的焦虑。
社团忙的时候，我在闲书里做版主，充分享受这种出版自由。不用等，不用看编辑脸色，不用删改文章，不用假装开心。手指一点，纸媒时代极其艰难的出版过程就完成了，全世界的读者马上就能看到。有一次我发了一个英文游记，朋友很快就发了，“我在你说的那个地方旅游！”这种瞬间变现的爽***，是纸媒时代无法企及的。所以，作为出版界的一员，当时我也觉得编辑这个职业即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记得有一些著名作家出来为编辑的重要性站台，说那些认为编辑职业即将消亡的人根本不明白作者的稿件要经过编辑的加工才能成为好稿，还举了很多例子。只有一个说法，远不能解决我的困惑:作者的稿子写得不到位，那是因为作者水平不够或者不在乎，但编辑的生存不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
随着媒体的繁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很快形成。很多之前在报刊杂志工作赚稿费养家的人，通过申请微信官方账号，开起了内容店。几个绝妙的想法，几篇调侃的文章，很可能会引来无数粉，从此走上一条名利双收的康庄大道。于是，像今日头条这样的巨型淘宝店应运而生，任何人都可以上来开分店，发表自己的时政分析、人生感悟、职场攻略甚至完全不靠谱的废话。自从我***下载了今日头条，它就成了我了解世界最重要的途径。报纸、电视、门户网站加起来的效果也没那么大。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我年纪大了，就注重养生和强身健体，多关注这方面的文章。媒体背后的人工智能迅速抓住我的兴趣，通过算法向我推荐更多的文章；如果我一路被它牵着走下去，结果会越来越迷茫，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会有分歧的看法；别说中医，西医，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人类从来不懂的，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会被错开。前不久刚看了一个帖子，说竹筷和木筷最多用三个月就得扔掉，不然黄曲霉就长了，洗不掉，最终导致…我就想问，谁的筷子三个月后就扔了？几十年来一直在量左手，网上的帖子突然说要一本正经地量两只手。两边血压不一样，让我的日常保健工作加倍空。不知道是对是错。中美贸易战打响以来，媒体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各种话题层出不穷，各种数据和事实派上了用场。许多评论员的自信让人相信他们至少参加了几轮会谈。互联网的这种状态，正如大卫·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所说，“已经成为一堆没有被打开的谣言、流言和谎言。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个大喇叭，发出和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一样大的声音，哪怕他的观点很愚蠢。在他们眼里，多数人的一致就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就是智慧，人们最愿意相信的就是知识。”
大卫·温伯格认为，互联网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
面对如此杂乱、超载的信息，一个人不可能做出所有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应对方式之一就是选择可靠的信息源。目前，媒体融合方兴未艾，存活下来的强势纸媒都有自己的网站或新媒体微信官方账号，而在自媒体的红海中，也逐渐涌现出一些公信力较高的信息发布平台。在专业知识要求很强的领域，头部微信官方账号的权威性有目共睹。只要你关注某个行业，仔细寻找，就会知道哪些网站和微信官方账号更有价值。所有靠谱的媒体平台背后都有一个运营团队，聚集了不同数量的专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筛选文章，然后在自己的媒体平台上推送。运营团队的专业水平有高有低，但工作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筛选和传播信息。注意，考虑到传播的范畴，这两种密切相关的行为才是编辑的核心职能。
筛选和传播信息不是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偶尔做的事情，而是人类智慧发展和知识积累的必然。1970年，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未来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Future)一书中提出了“信息过载”的概念，他指出，过多的信息会损害我们的大脑，保持清醒的头脑取决于我们能否避免信息过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像托夫勒说的那样。互联网上的信息过载，让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无法回避的危险。那么，如何防止自己变笨或者让自己变聪明呢？只有拿起奥卡姆剃刀才能简化。美国著名组织理论家罗素·艾科夫曾勾勒出一个知识金字塔:底层是数据，顶层是信息、知识和智慧，可见从数据到智慧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提炼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信息筛选。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地球上的主宰生物，是因为他们创造了这样的系统，并且一直运转良好。
罗素·艾科夫的知识理论:从数据到智慧是一个逐渐提炼的过程。
纸质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编辑功能没有本质区别，但是说到信息过载，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特殊困境。实际上，人类有史以来生产的最多的东西是信息，足够的研究表明，信息过载在原始时代就存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歇的《原始思维》研究过原始部落的语言，指出语言中的各种词汇非常复杂，因为原始人缺乏抽象能力，没有阶级的概念。比如北美切诺基语中没有“我们”，只有“你和我”、“你和我”、“我和他们”等等40多个词，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现在的人只用“我们”的意思。在印度的许多原始部落中，有成千上万个动词。当他们看到一块石头时，他们看到的动词与一个人使用的动词不同。吃红薯和吃羊肉不一样，走在地上和走在山里也不一样。这对原始人的记录能力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当时，一位名叫利文斯通的学者研究了西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他说:“一个地方的每一部分和每一个地形特征都通过相应的名称得到了如此清晰的区分，以至于一个人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确定它们的意义。”这种感觉就像我们面对互联网信息洪流的时候一样。可以说，人类对原始语言进行了有效的过滤和抽象，使其脱离愚昧，走向文明。
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可以发现编辑在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承中起着关键作用。关于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六经是孔子写的；另一派认为孔子写《春秋》，编《诗经》、《书经》，评《易经》修订《礼记》、《乐记》。冯友兰先生认为:“其实六经没有一部是孔子写的、编的、评的、编的……六经早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是孔子继承的文化遗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那么，问题来了，春秋时期的诸侯国，难道只有一个小国鲁国有编年史吗？《吕氏春秋》为什么传世？原因是鲁人孔子对国史情有独钟，曾将其选作教材传授给三千***和七十二贤人。《诗经》也是如此。方圆三千里，五百年来，一定产生了无数的民歌和个人创作，其书籍最早源于不同时代和地区藏家的挑选。不管孔子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诗经》集子，或者他是否又删了，都应该毫无疑问地以《诗经》为鉴。所以《春秋》和《诗经》中孔子的作为主要是筛选和传播。“天不生仲尼，永恒如长夜。”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伟大的编辑家。
所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很多大咖的重大文化贡献也是编辑工作。比如汉代的刘向、刘欣父子，战国策，楚辞，山海经等中华文明的基础经典，就是因为他们的编辑，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明代的冯梦龙可谓是一个文学家，但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负责任的编辑，而不是一个作者的角色，比如《余世明之言》、《警告将军之言》、《醒世》、《情史》、《智囊团》、《三遂平妖传》等。创作和剪辑的分工在古代远没有现在这么明确。《聊斋志异》、《岳薇草堂笔记》、《子午雨》等。，基本上也是编出来的。因此，当时流传的一些故事被袁枚选入《子不语》，被纪晓岚选入《岳薇草堂笔记》。《聊斋志异》部分作品的写作过程，充分体现了蒲松龄的编辑作用。30岁时到江苏宝应县当幕客，经益州南下。有亲戚来看他，带了一本桑生传的手稿。蒲松龄被它的情节吸引，就把它打磨成了《荷香》——多么像出版社编辑修改稿件的故事啊！
最后，编辑的核心功能是处理信息，与媒体的形式关系不大。图书编辑和报刊杂志编辑的区别不是媒体形式，而是信息结构。书籍的信息结构是长格式文本，报纸的信息结构是短格式文本，杂志介于两者之间。信息是水，媒体是器皿，用什么器皿盛水，对编辑来说真的不太重要。此外，正如《哈佛商业评论》前执行主编尼古拉斯·卡尔所说，“一旦信息被数字化，媒体之间的界限将会消失。”关于互联网知识的变化众说纷纭，但即使是大卫·温伯格这样激进的人，也只是预言了未来的互联网，知识表达会从长篇形式变为在线形式，而他根本没有预言信息筛选和传播的取消。从逻辑上讲，信息过载越严重，筛选就越重要。没有筛选和传播，人类就无法分享。人类的精神高度是通过一系列出版物来确定的。没有《春秋》和《诗经》，没有李白的诗句苏东坡的话，中国人的心会是什么样子？没有牛顿原理，没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没有凯恩斯的《货币通论》，现在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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