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蕾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兴趣在中韩关系史、地图学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等。

李欣楠

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山海关位于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北，创设于明洪武年间，元代为迁民镇千户所之地，“洪武十四年（1381年），革所设卫，十五年筑城为关。”初山海卫辖左、中、右、前、后、中左、中右、中前、中后、山海共十千户所，后调左、中二所于辽东，领八所，属永平府。据嘉靖《山海关志》载，山海卫当时的疆域范围，“东三十里至辽广宁前屯卫中前所，南十里至海，北八十里至义院口关，西九十里至抚宁县，此延袤之大端也。”有明一代，山海关作为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关隘，该地区以卫所之制，主要采取军事管理体制。尤其到明后期，面对关外蒙古和女真势力的威胁，其军事职能进一步强化，同时被纳入九边军镇体系，管理体制也更为复杂。

明清交替之后，清政府对明代的卫所军政系统进行改革，逐步裁撤卫所，将相关事务归并地方州县管理，而原属卫所之屯田和人员也渐次“民化”，纳入州县体制。就山海卫而言，随着长城之外满蒙地区为清王朝所直接控制，该地区的军事防御功能明显弱化。顺治、康熙年间，原属山海卫之武将和兵丁被大量裁撤，屯田数额也骤减。与此同时，作为辽蓟交通要道，该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迅速发展。乾隆二年（1737），清朝终于正式撤销山海卫，在该地设置临榆县。“临榆县东西广七十里，南北袤二百三十里。东至关外红墙、宁远州界十里。西至深河、抚宁县界六十里。南至海十里。北至义院口边七十里。自义院口至羊山岭、蒙古界一百五十里。”临榆县建置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相比明时期山海卫辖境，清代临榆县东西略有所内缩，但北部则不再以长城为限，而是扩展到长城以北地区。从明山海卫到清临榆县，山海关地区从边镇险要之区转而成为内省府县之地，山海关也成为内地关口，军事防御功能逐渐消失，主要承担的是社会和经济功能。伴随着这一地区管理体制、社会经济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的变动，包括建筑、聚落、人文等在内的地方环境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对于不同时期该地地理景观及其变化的讨论，过去主要利用到正史、地方志、行纪等文字资料，对舆图资料的涉及较少。本文主要以明清山海关地区的方志舆图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不同时期方志舆图所呈现的山海关地区地理景观的特点，并结合地方志的文字描述，讨论这种呈现产生的政治、文化因素，认识不同时期的方志舆图制作者是如何构筑这一地理空间的。

一、明清山海关地区地方志以及方志舆图

明清山海关地区编修的方志有七部，其中明代有四部，分别为嘉靖十四年（1535）詹荣纂《山海关志》、万历二十五年（1597）张时显修《山海关志》、万历三十八年（1610）邵可立修《山海关志》以及崇祯十四年（1***1年）范志完之《山石志》；清代则有三部，即康熙八年（1669）佘一元纂修《山海关志》、乾隆二十一年（1756）钟和梅主修《临榆县志》和光绪四年（1878）高锡畴纂修《临榆县志》。七部地方志，今存明嘉靖年间詹荣所纂《山海关志》和清代的三部。

嘉靖本《山海关志》是今所知山海关地区最早地方志。清佘一元在其纂修的《山海关志》序文中写道：“山海旧无志，有之自德平葛公始，盖明嘉靖乙未岁也。葛公属笔于乡先达詹角山先生，公雅重先生，不复更订，随付剞劂。越六十三年，万历丁酉南城张公述旧编而增定之，一一出自手裁，视昔加详矣。又历十三年，商州邵公从而续之，不过补其所未及，匪云修也。至崇祯辛巳，虞城范公任关道，合所属而重加纂辑，命曰《山石志》，其距邵公又三十年矣。”可知万历时期的两部《山海关志》基本上是嘉靖本的补修和增订，而崇祯年间的《山石志》则是重加纂辑的。《山石志》今不存，不过佘一元曾参与《山石志》的纂修，他的《山海关志》也“俱照《山石志》式”而纂修，“其间微有异同”。所以，《山石志》的体例和内容可以从现存佘一元的《山海关志》得到了解。

上述四部地方志，舆图均置于卷首。嘉靖本《山海关志》共有两幅图，“前二十八页为山海抵黄花镇总图，后一页为山海关城图。”康熙本《山海关志》有六幅图：镇城图、东罗城图、西罗城图、南边接海图、镇城接南北边图和北边接山图。乾隆本《临榆县志》收图七幅，分别为：临榆县全图、临榆县城图、临榆县衙署图、临榆县学宫图、临榆县关隘图、临榆县村堡图、临榆县胜境图。光绪本《临榆县志》所收录的地图明显增多，共有四十二幅，除了县境总图，还有颇为详细的地方分图和多种专题地图（表1）。

除上述县级政区地方志，明清时期其所属永平府亦有府志。《永平府志》共有可考版本十二种，现存有七种，分别是弘治十四年（1501）吴杰主修本、万历二十七年（1599）涂国柱重修本、康熙二年（1663年）宋琬修十八年（1679）常文魁续纂本、康熙十二年（1673）唐敬一续补本、康熙五十年（1711年）徐香和胡仁济续修本、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奉翰顾**新修本以及光绪五年（1879）游智开撰修本。上述各本《永平府志》有5部收录有若干山海关地区的专门舆图（表2）。需要看到，作为永平府所辖地域的一部分，府志中的相关舆图主要反映该地的疆域范围和山川分布，较为单一，故本文对这些地图不纳入做具体阐述。

二、方志舆图中的地理信息和景观变迁

上述县志和府志中专门描绘山海关地区的相关舆图，包括关防图（关隘图、驻营图、边海图）、疆域图（县境图、卫境图）、城池图（县城图、关城图、罗城图）、衙署图（县暑图）以及学宫图、义仓图、书院图、村寨图、胜境图、寺庙图等多个种类。不同种类所反映的地理信息重点不同。综合来看，这些舆图从类型、具体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地理景观明显有三个阶段的变化。

1.关隘和营寨

此阶段较集中体现在明嘉靖十四年的《山海关志》。该志开篇叙曰：“地有崇山广川，爰定疆分治，丽物奠民，版籍由登也，首志地理；依高阻深，涉险利，守国之防也，次志关隘；关有戍役卒伍联焉，统帅之规斯立矣，志建置次三；约民纠徳，定志知方，政教攸赖矣，志官师次四；辨野则壤，赋税因之，军国有需矣，志田赋次五；表乡劝后，往君子之行不可泯也，志人物次六；酬功象贤，宜食报厥土也，志祠祀次七；选举登我誉髦，阐地灵，昭王化也，于是志选举终之。”很明显指出山海关地区作为边陲，在这个时期所具有的军事防御性质。

嘉靖《山海关志》卷首收录2幅地图，《山海抵黄花镇总图》（图1）共28页，连接起来展现东起山海关东北的一片石关，西至黄花镇撞道口的山川、长城边墙、关隘、营堡、卫所、关城和驿站等长城防御设施，并在所标绘的各关营、堡寨、部分卫所方框符号内十分具体地标注出官军、马匹和军器的数量。《山海关城图》（图2）则绘出东抵广宁前屯卫中前所、西抵抚宁县的山海关城，关城南部临海，北部是山脉，显现出“山海大关”之景象。关城则具体绘出城墙和东南西北4个城门，城内有山海卫、递运所、守备厅、察院、义仓、城隍庙等官署机构和场所，城外东有镇东庙，西有迁安马驿、急递铺和崇兴寺。

这2幅地图所展示的军事防御意义十分明显。《山海抵黄花镇总图》共绘出大大小小长城关口一百二十余个，关营、堡寨一百三十余个，这些内容以及其上所载各关营、堡寨的官军、马匹和军器数量是《山海关志》文字资料没有记述的，所展现的地理范围远不止山海关地区，而是基本囊括隶属九边的蓟镇边墙防御设施和兵力驻扎情况，由此山海关地区在此是作为国家北部军事防御之地的一部分而存在。可知的第一幅长城地图是明嘉靖十三年许论的《九边图说》，绘制出包括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在内的镇城、猥琐、营堡、墩台、驿站等长城防御设施，该图之后有各种改绘本、翻刻本等。这幅地图虽然与明代“九边图”系列的表现并不相同，但是性质相同，尤其是在图上标注出各关营、堡寨的官军、马匹和军器数量，比文字内容更为直观充分彰显出山海关地区作为明代蓟镇重要关防地区所具有的“守国之防”的性质。

2.城池、聚落和胜景

这一阶段为康乾时代的转型期。明清交替之后，战争结束，社会逐步走向安定，明时期的大量卫所逐步被撤并。根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到康熙六年（1667年）直隶省共裁撤四十三卫、十五所，只留下十八卫、二所。虽然此时山海卫并未裁撤，甚至因为并入周边被裁撤卫所的部分地区，管理范围有所扩大，但是士兵数量却明显减少。据康熙《山海关志》所列数据，山海关内守备官兵数额从万历时期的2665名锐减至康熙初年的三百名名，马骡、兵器数量更是从明嘉靖十三年以后的1036匹、804910件分别锐减至62匹、3万余件。兵额的锐减，当地人口数量也下降明显，万历末年有军丁13700余名，加上内占役几至万人及出差人丁三四千人，合计有25000人以上，到康熙五年，原额人丁加上出差人丁不足万人。所以山海关地区尽管此时卫制尚存，但实际已无“防山禁海”之功能，人口锐减，明时期的关营堡寨所在地呈现荒弊之态。对此，《山海关志》的编著者也不由感叹：“关门原非沃土，改革较昔尤凋弊矣。”

康熙《山海关志》中只有6幅舆图，其中前3幅分别展现山海关城的镇城（图3）、东罗城和西罗城，每幅图均以北为上，主要绘制出城墙、城门、城楼和城内的官署机构、寺庙等；后3幅则表现山海关长城、南北之地形和交通，图均以东为上，《镇城接南北边图》绘制出镇城、南北翼城以及镇城链接两翼城的长城和道路，《南边接海图》（图4）绘制出山海关延至南部海上的长城以及宁海城向北到孤山、天妃宫的道路，《北边接山图》则描绘出延至北部角山的长城以及通往北部山脊的道路。不同于嘉靖《山海关志》中表现军事防御性质的地图，这部志书没有绘制该地区地理范围或是反映营堡所在地理状况的舆图，6幅舆图只是较单纯展现山海关城作为城池所处地理位置、南至海北至山的交通路线以及城池内部的官署机构、寺庙等，不仅全然无战争之气息，而且关城内外标绘的场所不同于嘉靖《山海关志》的《山海关城图》主要绘制出官署机构，而是近一半是包括关帝庙、地藏寺、普济庵、东岳庙、城隍庙、三官庙、五圣庵、玉皇庙等在内的各类寺庙，展现出战后康熙初年山海关城趋于“民化”的社会景象。

到乾隆初年，随着社会的稳定，山海关地区人口和耕地面积均逐步增加，与此同时，关内外商贸活动越来越活跃，经济活力明显提高。根据记载，乾隆元年山海卫出差人丁有7636名，几近康熙五年的一倍。商贸活动方面，康熙十九年，朝廷考虑到“山海关往来贸易者颇多，应设官抽分，以佐军饷”，向当地差遣一名户部部员担任任收税官。康熙三十三年，清廷正式在山海关设立税关，并于次年订立税额“每年二万五千两”。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九年，又增设金州、牛庄、九关台、清河、松岭子、横城等分税口，统交山海关监督。关城内，康熙年间，便有了位于东罗城、西罗城、南街、西街、北街的五处城内集市，每一集市每旬开两集，即在城内每日均有一集。到了乾隆年间，更是在“城集”的基础上出现了石门寨、驻操营、义院口、蔡各庄、海洋庄这五处“乡集”，前两处为每旬四集，后三处为每旬两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乾隆二年，清廷正式撤销山海卫，改设临榆县。临榆县“东西广七十里，南北袤二百三十里。东至关外红墙、宁远州界十里。西至深河、抚宁县界六十里。南至海十里。北至义院口边七十里。自义院口至羊山岭、蒙古界一百五十里；东南至海十里。西南至戴家河、抚宁县界七十里。东北至条子边、蒙古界七十里。西北至码礤岭、抚宁县界七十里。”其地理范围主要包括原山海卫、抚宁县位于深河以东以及原山海卫长城以北至羊山岭的地区，大致北至长城以北，南邻渤海，西以深河与抚宁为界，东至山海关以东约七里之地，与宁远州为界。临榆县设立后，便取消了过去的屯田制度，“编社废屯，而比户连甲，遂与他邑等。”

乾隆二十一年，临榆县知县钟和梅有感于该地自康熙八年《山海关志》之后，未有撰修志乘，而改卫设县之后，“疆理之分合，官师之建置，礼乐兵刑钱谷诸政事之规划，靡不更定”，于是“本之省郡关卫各志，以求其端；博之史转杂记，以参其事；采之荐绅先生乡之耆老，以著其信；考之国宪官守土俗以证其合。”修成《临榆县志》。《临榆县志》共14卷，比之康熙五年《山海关志》10卷，篇幅明显增加，又有新设物产、学校、丘墓、盐法等条目，以此“成一邑之编，以附《皇舆一统志》之列”。其中的舆图，包括主要绘出县境山川、村寨、寺庙等的所谓全图和表现原为山海关城城墙、城门、附属城郭以及官衙、寺庙等的县城图，除此之外，还有村堡图、关隘图、胜景图和分别绘制衙署、学宫的2幅布局图。

与之前的两部《山海关志》相比，这部县志的舆图种类增加，包括了传统州、县方志体例中常见的舆图形式。《临榆县全图》（图5）属行政图，虽谓全图，但实际所表现的地理范围并没有涵盖长城以北地区，《临榆县村堡图》也是如此。地图的绘制者不详，但由此可见编纂者和绘图者对县境的认识实际还都停留在过去北部以长城为界的观念上，亦或与其不了解长城以北情况有关。除了《临榆县全图》明显表现出南部海洋、北部山脉和长城、西部深河、东部红墙的地理界限，两幅图的地理范围和地理信息基本相同，均标注出密集的村堡聚落。这些村堡聚落名同时出现在卷二“里市”条中，地图则直观地将之地理方位化，以此彰显出该县长城以南地区“民化”之景象。至于，与之前以北为上的关城图不同，《临榆县城图》以南部海洋为上，并没有绘制北部的山脉，颇有强调南部海洋，而淡化北部山脉阻隔之意。北部的山脉和长城虽然在《临榆县关隘图》***别绘出，但该图关注的是山海关及其北部长城的关口，似重在交通，而非说明界域。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临榆县胜境图》（图6），该图表现出卷三“胜景”条中“榆关十四景”和“石门八景”的地理位置。中国有“八景”文化的传统，“八景”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相融合的表现之一，也是生态环境变迁部分未被破坏的景物在自然界凸显的结果，同时融入有人文的内涵。上述“榆关十四景”和“石门八景”实际上是传统“八景”文化的延伸，山海关地区的这一景观文化最早出现在康熙八年的《山海关志》中，即所谓“临榆十景”，主要分布在北部山脉。乾隆年间在此基础上增加四景而成“榆关十四景”，所增加的四景，山景和海景各占一半。“石门八景”则是围绕明代重要的关堡之地石门寨而成的景观。作为文化符号，山海关地区景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该地从“边镇空间”发展到“县域空间”过程中自然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该地在此过程中文化“内地化”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也为之注入了地方文化的色彩。这些景观在地图上充分展现出来，使其地完全退去国之边境关防之域的形象，成为融入在大一统国家中具有内地地方文化特色的一隅。

3.物阜民康之地

光绪四年，又重修《临榆县志》。此番重修与乾隆时期不同，并非得一人之力，而是由时任永平府知府游智开和临榆县知县赵允祜共同推动，“爰谋之高学博汉墀开局重修，遴文学之士分任采缉，延河间高敷民水部秉笔，而以诸绅耆襄其事。”从《重修临榆县志职名》列出的名录上看，参与重修的本邑士绅有40余人，其中还有专职的绘图者，即从九品衔邑人常遇林，颇为难得，县志主修者对地图的特别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光绪《临榆县志》“籍《蓟辅通志》、《永平府志》二书所采底稿，分类纂修”，地图共有四十二幅，置于卷首，数量之多在明清方志中并不多见。纂修者还在凡例中专门对绘图做出如下说明：“旧志绘图，县境有总无分，其中村落之方位远近，水道之源流归合，皆有舛错，且详于口内而略于口外，似于全境未备。今于县境分口内、口外，而于口内外又分南境、北境。为图十一幅，按方计里，山水、桥梁、村落、道路各详其远近、来去，以期明析其他。城图、衙署图、镇保、义仓各图悉于旧加详。至名胜未能遍绘，唯绘北山、南海之图以见大概，余皆从省。”说明强调了县境图的制作方式和所绘制地图的类型。

光绪《临榆县志》绘制的地图类型，县境图、县城图、衙署图（包括学宫图）之前在乾隆《临榆县志》中已有，星野图、镇保图、书院图、义仓图为新增。至于胜境图，则与乾隆《临榆县志》中标注各景观地理位置的类型不同，而是分别具体展现角山、首山二郎庙以及澄海楼所在的3幅风景图（图7）。地图数量之所以如此多，主要是因为绘制出许多分图。县境图，除了全图（图8），还有13幅分区域图，均计里画方，十分详细标绘出长城内外的山川和村寨聚落等；县城图，包括1幅全图和3幅街巷图（图9），全图基本沿袭过去的形式，城墙、城门、官署衙门和寺庙等，街巷图则是过去未有的，除了前述的一些内容，分幅形象绘制出中心的县城以及东、西罗城的胡同房屋，彰显出民众的空间；衙署图除了县署图和学宫图，还绘出山海关副都统衙署、山海关官粮分府衙署和山海关道山永协署的建筑布局图，这三个衙署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职能。

新增的地图类型，除了反映该地星宿分野的星野图，所谓镇保图包括六幅城镇图和七幅边城图，主要反映长城南北之交通。城镇图包括海阳镇、石门寨、驻操营、义院口、九门口和乾沟镇，均位于重要的交通要道。边城图则主要分幅绘出县境内长城的重要交通关口。《渝关书院全图》绘制出渝关书院的建筑布局。渝关书院最早建于何时不详，后名为临榆书院，不存；道光年间有东溟书院，规模甚小，后亦倾圮；同治四年（1865），由邑监生姜德源捐修，知县许忠重建而成。书院颇具有地方文化发达的象征意义，许忠在《重建渝关书院记》最后便坦言书院建成，“从此渝水清流，洗尽风云月露，关门紫气，蔚为杞梓菁莪，储腾蛟起凤之才，以仰副国家璧水桥门之化…”。《义仓全图》绘制出包括县城义仓在内的九个义仓，其中八个位于山海关以内。以上这些地图从聚落、经济、交通、文化等多个角度形象地展现出这个长城内外已融于一体的“物阜民康之地”。

结语：从“国”之边地到“地方”之胜境

综合来看，从明代《山海关志》到清光绪《临榆县志》，不同时期的舆图制作者大体从三个纬度构筑该地之形象。其一是标识的地理信息。明代虽然存在屯居，但舆图主要绘制的是关隘和营寨，并标注官军、马匹和军器数量，聚焦其作为关防之地的特征；清代则主要以村寨、衙署、寺庙等地物彰显其作为内地郡县的地方形象。其二是绘制的地域范围。明代仅绘出关营所在，表现其作为关隘地区的地理特征；康熙《山海关志》就定位在关城，忽略其他荒弊之地，如此消融战争之地的形象；乾隆时期则绘出临榆县长城以南的村堡聚落，显示地方秩序和“民化”之景象；直至光绪才绘出全境，表现出县域空间的拓展和长城内外之融合。其三是图本的类型。明代《山海关志》仅绘有关隘图和关城图，并未有表现山海卫界域之图，强调其作为国家“守防之地”；清代康熙《山海关志》也没有山海卫界域图，以关城图和附近边墙的交通图表现出明清交替之后的和平之景象；之后乾隆《临榆县志》出现县域图，又有村堡图、衙署图、胜景图等，该地内地化之景象便呼之欲出；到光绪《临榆县志》，舆图绘制者则以多类型的地图，从各个视角具体表现该地之政治秩序和带有内地文化性的地方特色。

“志之体昉于《禹贡》，而《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内史掌四方之志，其职益详，下至土训掌道地图以昭地事，诵训掌道方志以昭观事。” 舆图作为地方志的重要部分，被用以直观展现该地之地理事物，塑造该地之地理形象。然而展现什么？如何展现？一方面来源于客观地理事物本身，另一方面也是舆图制作者空间认识和对内容取舍的结果。正如怀特（J.K.Wright）所言：“每一幅地图只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部分，以及主观因素的一部分，没有哪张地图是完全客观的。”地图一方面承载着现实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信息，另一方面也用以形塑人们的地理认知。从山海卫到临榆县，明清山海关地区作为从国家边防之地成为内地郡县的典型，由“俾海隅边塞之区，渐进于物阜民康之城”，客观上地理环境本身出现很大变化，对此，地方志舆图制作者则以不同的地理信息、不同的区域范围和不同的地图类型对此加以呈现，从聚落、经济、交通和文化等多个角度逐步完成对该地从“国”之边地到“地方”之胜境的形象塑造。

【注】文章原载于《形象史学》2020年下半年（总第十六辑）。

责编：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