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主要用书信来传递信息，纸质的公函和私信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至今我还依稀记得那个邮箱遍布大街小巷的年代，小小的文具承载着无限的情感。在信中，我们经常在信的末尾留下“敬你一杯”的字样，以示敬意。“在此敬礼”是一种敬语，也包含了“前述已毕”的结尾意思，可视为签名的一部分。其实这种书信的书写格式在中国由来已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礼炮”是近代才出现的产品，之所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那是离我们最近的时代。但是，当我们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书信、公函中已经有了类似的敬语，其表达方式也与我们今天大相径庭。具体情况如何？呆在这里，慢慢来。
怀念写信的时代。
两千年前签署的官方文件。
自汉代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皇家文件管理系统。各种文件在国家内部交换信息，把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各级政府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和运送各种文件，保证各级地方政府的运转。在汉代的公文中，公函的格式和体例已经相当成熟。从开始到签字都有一定的规范，不能轻易出错。长期以来，后世学者多依据《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推测当时文献的情况。但是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井喷式增长，大量的公文被发掘出来。上面的文字清楚地记录了汉代的文书规格和相关细节。其中以东汉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竹简最为清晰。它包含了许多汉代的官方文件，如:
1911年6月17日，临湘下令寿成宫磕头***，华中杜佑妃妃之所欲上书龚燕，恐磕头***。
这是临湘县县长上传的文件封面。汉简中通常有十几枚简牍，所以写完之后要在最上面的简牍中写上封面。需要注明各种自然信息，类似于我们现在公函的首页。可以看出写的时间和人物都很清楚。记录的主要内容是“华中杜佑飞飞之所写言宫”事件。作为汉朝的官员，杜佑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他是负责地方行政监察的官员。分时段巡视各方，负责巡视官方管理，宣传国家法令。每个县一般都有若干个督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县宣传部长、纪委委员，他处理的事情一般会以地方公文的形式送到上级部门。由此形成了典型的汉代公文封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结束语签名是“畏首畏尾，磕头磕头，敢言死罪”，这是当时公文常用的签名，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此敬礼”。
这种敬礼自古就有。
汉朝是一个等级社会，官员有高有低。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提交公文时，必须以极其谦卑的语气书写。“磕头死也敢说”是最常见的敬语，有时用在开头和结尾。当你需要表现出更多的谦卑时，你会重复书写，比如“磕头，磕头，死罪”。这是表示极度的谦卑，而不是因为官员犯了罪。如果是同行单位送文件，会直接在“敢说”的末尾签字，没有谦让的字眼。这种习惯应该在汉初就已经出现，在国家内部正式建立起严格的尊卑制度后，才衍生出这样的书信写作内容。《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汉景帝的宰相魏纨是一介平民，善良纯洁。汉景帝特招他，他没走马上任。据历史记载:
“我问，‘当我是王子的时候，我叫你，你不肯来。“为什么，”是的:“死亡，疾病。”"
这里的“***”是表示谦逊的敬语，缓和气氛。汉文帝时期的名臣冯唐，曾在与汉文帝讨论国策时，用这样的话作为结束语。《汉书》中说，“愚以为陛下法太亮，赏太轻，罚太重。另外，云中护卫还坐在一品功上，陛下手下的官员会削他的爵位，惩罚他。如你所说，陛下不能用李牧。诚愚，忌讳，***！”这说明在西汉初期的官方对话和文件中，以此为礼是常态。
冯唐老得很快
同时，汉代的这种敬礼遵循了“先国后家，先君后臣”的规则。汉武帝时期的馆陶公主叫窦太珠，是汉武帝的姑姑。但在国家的正式场合，要以君臣的身份问候汉武帝，言语上极其谦和。韩曙记录了一个阿姨和侄子之间的对话场景:
耶和华下到殿里，到了拉那里，低头说，我的妾没有形状。她是陛下的仆人，应该被制服。陛下不这么做就是第一次***。" "
第一个***非常接近日常公文中的“磕头***”。可见汉朝的高层也是遵循这个用词原则的。虽然有血缘亲情因素，但作为汉朝的核心统治阶级，“国先于家，君先于臣”依然是主流。
馆陶公主
到汉昭帝时，国家内部的阶级更加明显。昌邑王即位后，犯下许多不法行为，引起***人怨。以大将军霍光、宰相杨昌、大将军张安石等人为代表，要求当时的太后废黜昌义王。当时的这份圣旨也用了同样的书写格式。据资料显示:
“我开口如判***。所以天帝一直守着海中祠堂，以孝为重，以礼为重，以赏罚为重。昭帝弃天下早，死其嗣，臣开。他说，“是后者的儿子”。之后，昌邑王邑派完颜政、大鸿胪、光禄大夫进贡昌邑王殿。服，愁死，废礼义，不吃素住在路上，让官位上的女人扛着衣服和车子，住在屋里。从一开始的观众到后来的皇太子，经常私买鸡和江豚充饥。皇帝在接受诏书和执行印信之前，两次签发印信，都没有加封。200多名官员和奴隶在昌邑被官员杀害，他们经常在紫禁城里玩耍。从傅起，取十六节，已近黄昏，使属下官将更顺从。”
可见，这一时期的文书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对于传承者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从此，汉代的文书管理制度正式确立。
为什么谦虚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广泛使用？
首先，中华民族的民族中有崇尚礼仪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谦辞厚礼”。文件虽然是官方往来，但也有相应的礼仪要遵守。根据唐六典中的规定，政府公文主要分为上写、下写、和写。自然，这三种文学体裁有不同的礼仪规则。易经载:“天卑地卑，而人卑”，强调尊卑之分。汉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传统事例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证实和固化。而且从汉文帝继位开始，国家上层就开始了加强皇权的过程。到汉武帝时，“我为天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礼仪是最能凸显尊卑等级的统治范式。所以汉武帝以后，国家系统地要求下属对上级要足够谦卑。
汉武帝《我是天下》
其次，汉代中央和地方的人才选拔制度不同，底层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只能用大量谦词来表示自己的廉洁，以掩盖一些实际的语法问题。在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记载:“从十七岁开始学习，尝试讽刺九千字，是一部历史。“这种文化水平其实和我们今天的初高中生不相上下，他们中间的“历史”就是基层的办事员。大量的公文都出自这些文书之手，所以从地下出土的文书来看，似乎不仅有大量的潦草字迹，还有一些错别字。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往往束手无策。于是我就以很低的姿态在文件封面谦逊地投递，希望能留下一个相对好的印象。同时，为了避免伤害自己的前途，谦虚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
汉墓
最后，汉代的社会文化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虽然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实行“废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直到汉武帝时期，国际中上层儒学才深入发展。以汉元帝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文章和书信条理清晰，语言流畅，感情绚丽。在上层官僚体系中，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对儒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然而，中下层的低级官员更加落后。直到东汉中后期，当地才开始涌现出一批士子。基层官员的文书模式也随之改变。
汉代文献模式对后世的影响
汉朝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魏晋时期，文章的内容变得更加高雅。虽然尊卑之音不减，但其语言的庄重程度已远超汉代。例如，李密的《陈情表》在结尾写道:
“愿陛下怜悯诚意，听臣微言大志，让刘全身而退，保其死罪余年。我是第一个死的，也是最后一个死的。对狗和马的恐惧让我不知所措。我愿意崇拜我的手表去闻它。”
虽然表达的是同样的谦逊和敬服，但不仅仅是被别人引用，言语中还蕴含着一片赤诚，以文字和情感打动人。到了南北朝时期，文章的风格非常流行，文章不再注重实用主义，而是注重修辞。连公文都不能幸免，以至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直言:“文章要以理、情、筋骨、义、皮、荣。自己这一代下来，趋末弃原，率更多彩。以理打，以理胜；这是一个与人才竞争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复杂和损失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后终于得到改变。
颜家训
综上所述，我们很久没有在书信末尾经常使用“此致敬礼”了。汉代公文、书信的末尾，一般用“敢言”二字来传递。如果是下级给上级的公文，一般会加上“磕头死，敢怒不敢言”的谦词，以示敬服。这种情况正是中国等级社会的体现，尊卑之礼从最基本的书信往来中显露出来，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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