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光绪皇帝病危，慈禧太后和大臣们开始讨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当然是讨论，但真正决定的还是慈禧太后。然而，众所周知，此时的清朝已经内忧外患。在这个多事之秋，应该建立一个年长的君主。俗话说，“***国家是国家之福。”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像很多大臣所想的那样，任命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弟载沣为皇帝，而是任命了光绪皇帝的侄子载沣的儿子、年仅两岁零九个月的溥仪(即后来的宣彤皇帝)为皇帝。
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选择了出生仅两年零九个月的载沣之子溥仪，而不是她的哥哥载沣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清末皇位继承与主要人物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咸丰帝伊伊，慈禧太后的丈夫，与慈禧太后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
同治皇帝死后没有孩子，所以慈禧立了载湉，他是咸丰帝(即后来的光绪皇帝)的弟弟奕譞的四岁儿子。需要注意的是，光绪皇帝的父亲奕譞是咸丰帝的弟弟，光绪皇帝的母亲叶海娜拉·万贞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和光绪同治是同时代人，所以光绪作为皇帝，继承了咸丰帝的后代。
除了光绪皇帝，老醇亲王奕譞还有一个儿子载沣(后来被封为醇亲王)。光绪皇帝死后，慈禧太后立载沣之子溥仪为皇帝，年号宣彤，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19日，慈禧在军务大臣和皇室讨论皇位继承问题的会议上，形成了“立长位”和“立幼位”两种声音。其中，王公大臣鉴于时局风雨飘摇，国家处境艰难，主张“立长位”。如兵部尚书史续说，“宜选长者”，张之洞甚至直接说，“不如立为长君，国之福也”。庆亲王奕劻也说:“今天国家多么困难，老年人选择和储蓄似乎是恰当的”。
但慈禧太后对所有大臣说的话总是不满，尤其是严厉斥责最先提出“李长”的续世。大臣们看到慈禧的不满，都唯唯诺诺，诺诺也不敢再说什么。这时，慈禧太后发表了意见，说:“可以接受载沣的儿子溥仪。”看到所有大臣都不再反对后，她立即颁布了圣旨，确立了溥仪的皇帝地位。
慈禧选择此时年仅两岁零九个月的溥仪，而不是被众多大臣看好的溥仪之父载沣，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溥仪可以继承光绪以及同治继承人制度。
按照礼法，继承人是不能分开的。子嗣继承宗室，子嗣继承血脉作为子孙。同治皇帝载淳去世后，慈禧太后选择了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载湉做皇帝。同治和光绪是同辈，都是道光帝的孙辈，那么自然光绪皇帝不可能是同治皇帝的继承人，所以光绪实际上继承了咸丰帝的继承人制度。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光绪继承了咸丰帝的继承人制度，所以刚去世的同治皇帝打破了继承人制度，引起了当时朝野的极大不满。如吏部尚书吴克之以“谏尸”表达强烈不满。吴克之说，“太后一错再错，给文宗宪(咸丰)皇帝立了个儿子，而不是给我们伟大的皇帝立个继承人”。
吴的想法其实是当时大臣们的主流，于是慈禧太后无奈之下颁布诏书，强调光绪是“文宗皇帝的继承人，文宗皇帝的儿子，大皇帝的继承人，一旦继承人有了太子。”也就是说，光绪继承咸丰皇帝，后来光绪皇帝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收养给同治，这样就保证了同治的继承。
但光绪和同治一样，至死都没有后代。所以，如果再选载沣当皇帝，那么载沣、光绪、同治都是同时代人，继承问题就更难解决了。所以按照清朝皇帝的辈分，光绪、同治时“溥”字归在“载”字之下，新皇帝自然要从“溥”字中选择。
载沣的儿子溥仪与光绪皇帝有着最密切的血缘关系。让溥仪做皇帝可以更好的解决继位问题。也就是慈禧在一份诏书里说的:“溥仪，摄政王载沣之子，是穆(同治)皇帝的继承人，是大幸(光绪)皇帝的继承人。”
第二，溥仪年轻，容易被慈禧控制。
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是在光绪皇帝死后的第二天去世的。但实际上，慈禧的死是相当突然的，因为在那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慈禧都在生病，但不是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慈禧选择立幼溥仪，其出发点其实和30多年前光绪选择立四岁是一个道理。即只有皇帝年轻，她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继续主导国家大事。
另一方面，载沣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在军部“学会了走路”。他在德国时受到德国王室的礼遇，同时出国学习***后得到清廷诸多派系的支持。如果直接建立载沣，肯定对慈禧太后继续掌权非常不利。
这从慈禧病重后的圣旨中也可以看出。虽然此时慈禧作出诏令让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即“一切军务、国事由摄政王决定”，但她仍强调“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太后作出诏令，摄政王应随时要求她这样做。”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虽然高估了自己的生命力，但即使在弥留之际，她还想着把权力牢牢抓在手中，不敢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成立年轻的溥仪。
第三，溥仪是皇帝，载沣是摄政王，可以协调各方利益，两全其美。
光绪皇帝驾崩当天，即将去世的慈禧太后连续颁布了三个诏令。
第一种是让溥仪继承皇位，即“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成大同为嗣帝。”
第二种方式是让溥仪同时继承和统治光绪两位皇帝。
第三种方式是让摄政王载沣监督国家，即“以摄政王载沣为国家的监督者，所有军政国事都被告知给他们的指示，并会决定和执行。”
慈禧太后的安排既能协调清廷内部的派系，又能兼顾“立长位”和“养幼子”的优势。
协调各方利益是因为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斗争就很激烈。虽然后来改革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但朝野对光绪皇帝的支持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载沣受到朝廷各派的器重，但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他无疑是皇帝的一方，而载沣也确实与***8年政变后的党内重要人物袁世凯、清廷太子奕劻等等关系特别不好。他称帝后，势必要推翻一些党内大臣。这样一来，就连慈禧太后也要为自己死后的“名声”发愁了。
李溥仪的情况就好多了。因为载沣的妻子是已故党部部长荣禄的女儿，也是溥仪的生母。荣禄曾经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有提拔袁的恩典。戊戌变法时期，容闳作为后党的中坚力量，不遗余力地与皇党斗争，为慈禧太后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如果溥仪登基后翻案，必然会牵涉到他的祖父荣禄，所以不翻案，既可以避免朝野的动荡，又可以缓和皇党和后党的关系。同时，载沣被慈禧任命为国家的摄政王，掌握着最高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家统治者”的角色，实际上是两全其美。
因此，从整体上看，慈禧太后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仍然固执地坚持立年轻的溥仪为皇帝，而不是立载沣这位朝野都看好的“长君”。主要考虑在于同治，光绪继位，年轻有利于操纵，溥仪当皇帝，载沣当摄政王，既能缓和各方关系，又能起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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