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中国建设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往往取决于其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市场引力越大，话语权越大；当市场的引力下降时，话语权就不断丧失。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以增强市场引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轨迹将更加清晰，主动调控经济的国家意志将更加强烈，微观经济领域的市场地位和市场机制将更加受到重视。与此相适应，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一些趋势性新变化。
中国的市场活力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
因为大型经济体有巨大的市场空，其市场行为和政策导向凭借其经济总量、技术垄断和货币优势，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培养市场战略深度的核心是增强市场吸引力。一方面，大经济体的市场引力影响相关小经济体的向心力，进而决定扩大或收缩的深度；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利益也让竞争对手不敢轻易采取制裁措施。换句话说，市场引力本身就构成了市场深度。衡量市场引力时，经济总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活力(经济增长保持上升，至少在较高水平，运行稳定，市场开放程度高，外资流入和民间投资增速快，PMI扩张水平，经济创新能力强等。)，以及外界能否“搭顺风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增强的市场活力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明显提高。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周期的临近，国际经贸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叠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市场悲观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蔓延。经济放缓的原因很多，市场引力下降是其中之一。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深化改革，激活国内市场，利用市场力量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来唤醒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从而使经济增长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在正常的通道中运行，形成稳定的消费和投资预期。同时，要加大投资和贸易服务的开放力度，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使之成为周边国家乃至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
就经济政策预期而言，中长期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是可以预期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因为疫情的缓解而缓解，决定各国地位的最重要力量是经济增长速度(避免长期相对低速和频繁剧烈波动)和经济投入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长期高于对方，避免不可持续的高投入低产出，形成对外部市场的资源依赖)。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协调、产业链完整、不易中断)，经济实力水平(拥有比对方更多的核心技术、较少被对方卡住的薄弱环节或有更多制衡对方的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趋势性变化。
首先，新的治国理念会逐渐体现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带来整体边际消费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肯定和改革开放前40年不一样。第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还体现在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对经济升级的驱动力上，即供给侧改革动能充分释放(所谓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某种意义上就是需求侧拉动和供给侧适时调整的有机结合)。二是建立基本消费物资的本地供应保障体系，努力巩固友好国家的辅助供应基础。三是注重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协调平衡，中东西部和城乡消费的适度平衡，引导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偏好，鼓励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培训)和文化体育消费，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需求。
其次，出于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考虑，经济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第一产业将进一步巩固，第二产业将趋于加强，导致第三产业比重发生相应变化。其中:(1)建立更加准确的大农业战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强化，改善生态和减少水旱灾害，建设相应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战略农产品储备体系，加工传统农产品和现代意义上的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工(医)材化趋势，建设重点水利和环保工程， 以及振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聚落建设和住房升级、道路、净水、污水)(2)重新认识附近工业中心的探矿采矿、坑口初选、提炼等第一产业的意义，与广义的农业一起，形成对大国经济总量和结构稳定性的前所未有的支撑； (3)充分发挥完善的制造体系优势，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重点是设备升级和技术改造)，填补发达国家已失去能力的市场空缺口，通过增加R&D投资和聚焦重大技术，缩小高新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国经济第二产业从完善的制度优势向保持制度优势基础上的结构升级优势转变，从而带动投资结构相应变化；(4)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房地产业面临趋势性拐点，生产***、家政服务、人力资本积累(大健康、大教育)领域将迎来高速发展期。
第三，在全球化的新特点条件下，出口目标市场多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亚洲和欧洲市场份额稳步提升，非洲和南美市场价值深度挖掘并积极拓展，北美市场份额相对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第一，新的分步开放战略:第一步是海南和大湾区的横琴，前海和上海的大东。在充分对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新模式；第二阶段是京津冀及规划战略区域的开放，重点是开放市场、引进资本、产业升级、培养企业的国际适应能力和竞争力；第三阶段是“一带一路”相关城市的开放，重点是市场整合，增强市场凝聚力。
二是适当分离多元化进口和多元化出口的外贸战略:单一的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满足中国对稳定安全的国际贸易环境的需求，未来会有更多的多边贸易协定和更多的双边贸易安排；在贸易协定谈判中，不再强调简单意义上(或单一经济体之间)的进出口平衡，而是突出不同市场主体与中国的需求和供给匹配；不再追求贸易排名，而是更加关注中国的需求和中国的供给优势。
三是促进国内国际经济真正的双循环。构建发展新格局的核心不是形式上的“双向”与否，而是强调对外扩大开放稳定市场的预期，对内顺畅流通提高运营效率，内外有机融合减少干扰波动，真诚互补实现共赢。国内投资者不应低估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深远影响及其潜在的市场机遇，更不应将其视为短期战略。
最后，在日益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应坚持外交和经济合作并重。
国际经济合作应广泛遵循市场规律，以积极的态度维护既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以实际行动消除发达经济体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忧虑，最大限度地减轻西方经济复苏后中国出口替代的压力。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挑战和机遇。在发展方向上，立足于构建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最大限度减少在外部极端情况下“卡住”的核心经济体系；宏观政策上，立足于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双螺旋上升的政策体系；在技术层面，重点打通跨境经济流通的一些堵点和痛点，不断增强畅通国内大流通、联通国内国际双流通的市场功能。特别是要抓住国际经济调整的机遇，通过重点投入和积极引导相结合，推动民用技术跨国R&D，形成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国际技术交流和交易市场，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可靠国际合作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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