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主要养马地区分布茶叶主要产地分布在

中国畜牧业史中，以养马的历史最为丰富。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开始养马。由於马在战争、交通、仪礼及耕垦拽引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很早就被称为“六畜”之首。历代政府因战备需要，多大量养马，并设官管理。民间也养马以供耕驾。至汉、唐时期，养马业臻於极盛。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尤以养马发达、牧草肥美、精於骑术著称。中唐以后，土地兼并剧烈、人口大量增加、牧地相对缩小，加以统治者实行禁养等原因，致使官民养马均趋於衰落，清代以后尤为明显。传统牧场也因过牧、滥垦及沙化而大为缩减，草原养马业已无复往日的繁荣。
中国马种的起源和演进
蒲氏野马曾被认为(Equusprzewalskii)中国北方马种的祖先。经过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证明中国家马的祖先是野生马种E.caballus，其前一代为三门马(E.samenensis)，它们都曾生存於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中国南方马种则起源於云南马(E.yunanensis)，它们的化石分布在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属龙山文化的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马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马下臼齿，经碳素断代并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又据《周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说明当时马已被驯化和用於使役。
中国古代马体一般比现代马种为高，历代曾出现过许多所谓“千里马”。春秋时卫国有六周尺(合今138厘米)以上母马(騋牝)3000匹。汉景帝时禁止高五尺九寸(合今135.7厘米)以上的壮年马出关，此高度正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马俑相等。宋代买马标准高合今130.2~145.7厘米。明代以来，由於战争的耗损和养马业的衰落，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部分善种外，中国马种呈现退化趋势。
古代养马地区的分布
中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基本一致，但传统农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近数百年来马匹显著减少。
西北产马区
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非子在汧、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成为秦国的始祖，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於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也包括了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二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於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塞北产马区
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取给於此。
西南产马区
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於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
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於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
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马匹用途的变化
养马最初是为了食肉。殷代曾用马作祭品。《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青海一带部落曾献“食马”。后因马在军事、驿运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严禁宰马。据《周礼?夏官》记载，周时马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供仪仗及祭典用的“齐马”、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6类。按周代制度，仅周王可同时兼养6类；诸侯不许养前两类，大夫只许养后两类。这种约束到春秋时期即被冲破。
关於各种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变，据《周易?系辞下》和唐《通典?礼》记载，黄帝、尧、舜时已发明马车。殷墟出土的马车构造已颇完备。殷、周时马车普遍用於车战、狩猎和载运。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汉《盐铁论?未通》说，汉代“农夫以马耕载”，同书《散不足》篇又说“古者”马“行则服扼(轭)，止则就犁”，当系事实。骑马始自何时，尚难确指。但把它广泛应用於生产和战争，无疑始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中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骑马民族，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其显例。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於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春秋时已有驿，至汉、唐更发达。唐代每30里置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汗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此外，马还被用於运动。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中，已有马术表演的形像。在中原，马术始见於汉代宫廷娱乐，至唐代空前发达，出现了马背演技、舞马、赛马等项目。打马球起源於西藏，在唐代宫中盛行，迄明代发展成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至於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於草原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专官和匠工制成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因其味甘，为古代医学家所推崇。
养马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养马技术内容丰富，远在西法传入前已长期应用於民间，成效卓著。除不少已失传者外，主要有：1.相马术。春秋时伯乐、九方皋等相马名家辈出，并著有《相马经》。汉武帝时依大宛马铸“金马”为良马式立於长安。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并铸立铜马模式於洛阳宫前。此后千年续有相马著作问世，如唐人撰写、明代改编的《相良马宝金歌》等。2.阉割术。3.饲养、繁殖与调教法。战国军事家吴起对先秦养马曾有总结性的阐述。北魏《齐民要术》指出养马要“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也为后世所师法。在马的繁殖方面，唐、宋时已采取直肠妊娠检查法，并有登记申报制度；明代又有发展。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对良马的控肥法和调教法很有特色。蒙族发明的套马杆以及西北地区的绳圈捕马法等，迄今仍在应用。4.马种改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除供御用外，主要作种马，可视为中国马种改良的嚆矢。从汉末到隋、唐，续有西域良马输入，包括大宛马和波斯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贡马，经过杂交，使唐马益壮。现在的河曲马和祁连山南北的地方品种就是唐马遗种。
马政沿革
商代甲骨卜辞记有管理商王马匹的马小臣。历史上由政府管理全国官民马匹的组织制度，最初酝酿於周代。《周礼》中的校人、牧师、圉师、廋人、趣马、巫马等职司，分掌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和保健等任务。除周王室与诸侯养马外，又向下级徵发马匹以充军赋。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秦、汉时边郡设苑养马，并成立太仆寺，马政机关从此形成；太仆一职也由周代周王车驾的御从，变成为马政长官，位列九卿。北朝起太仆寺兼管骆驼、牛、羊等牧政。
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
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於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於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场，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场。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
辛亥革命后，先在陆军部设立军马司。1936年南京政府军政部军牧科扩编成马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马业由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一度成立马政局，分别主持军民马匹的繁殖改良工作。

唐朝一统天下，修文息武，重视农作，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由于国内太平，社会安定，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也迅速兴盛起来，成为我国茶史上第一个高峰。

当时，茶叶产地分布在长江、珠江流域和陕西、河南等十多个区域的诸多州郡，当时，以武夷山茶采制而成的蒸青团茶极负盛名。

一、中国茶区分布
茶树适生地区辽阔，自然条件优越。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茶树种植区域也不断扩大。
中国茶区最早的文字表达始于唐朝陆羽《茶经》，在该书“八之出”中把当时植茶的43个州、郡划分为八个茶区：
山南茶区：包括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茶区：包括光州、舒州，寿州，蕲州，黄州、义阳郡；
浙西茶区：包括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
剑南茶区：包括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
浙东茶区：包括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黔中茶区：包括思州、播州、夷州；
江南茶区：包括鄂州、袁州、吉州；
岭南茶区：包括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陆羽例举的这些茶叶产地，只是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产地。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最北处，已达到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茶叶产地已达到了与近代茶区相似的局面。
现如今，中国茶区分布在北纬18-37度，东经94-122度的广阔范围内，有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
江苏、江西、陕西、河南、台湾、山东、西藏、甘肃、海南等19个省区的上千个县市。地跨中热带、边缘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和暖日温带。在垂
直分布上，茶树最高种植在海拔2600米高地上，而最低仅距海平面几十米或百米。
我国茶区辽阔，茶区划分采取3个级别，即一级茶区，系全国性划分，用以宏观指导；二级茶区，系由各产茶省（区）划分，进行省区内生产指导；三级茶区，系由各地县划分，具体指挥茶叶生产。
国家一级茶区分为4个，即华南茶区、西南茶区、江南茶区、江北茶区。
江北茶区南起长江，北至秦岭、淮河，西起大巴山，东至山东半岛，包扩甘南、陕西、鄂北、豫南、皖北、苏北、鲁东南等地，是我国最北的茶区。江北茶区地形较复杂，茶区多为黄棕土，土质粘重；部分茶区为棕壤；不少茶区酸碱度略偏高。茶树大多为灌木型中叶种和小叶种。
中国茶区分布图
江南茶区在长江以南，大樟溪、雁石溪、梅江、连江以北，包括粤北、桂北、闽中北、湘、浙、赣、鄂南、皖南、苏南等地。江南茶区大多处于低丘低山
地区，也有海拔在1000米的高山，如浙江的天目山、福建的武夷山、江西的庐山、安徽的黄山等。江南茶区基本上为红壤，部分为黄壤。该茶区种植的茶树大多
为灌木型中叶种和小叶种，以及少部分小乔木型中叶种和大叶种。该茶区是发展绿茶、乌龙茶、花茶、名特茶的适宜区域。
西南茶区在米仑山、大巴山以南，红水河、南盘江、盈江以北，神农架、巫山、方斗山、武陵山以西，大渡河以东的地区，包括黔、川、滇中北和藏东
南。西南茶区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为盆地、高原，土壤类型亦多。在滇中北多为赤红壤、山地红壤和棕壤；在川、黔及藏东南则以黄为主。西南茶区载培茶树的种
类也多，有灌木型和小乔木型茶树，部分地区还有乔木型茶树。该区适制红碎茶、绿茶、普洱茶、边销茶和名茶、花茶等。
华南茶区位于大樟溪、雁石溪、梅江、连江、浔江、红水河、南盘江、无量山、保山、盈江以南，包括闽中南、台、粤中南、海南、桂南、滇南。华南茶
区水热资源丰富，在有森林覆盖下的茶园，土壤肥沃，有机物质含量高。全区大多为赤红壤，部分为黄壤。茶区荟集了中国的许多大叶种（乔木型和小乔木型）茶
树，适宜制红茶、六堡茶、大叶青、乌龙茶等。
二、世界茶区分布
根据茶叶生产分布和气候等条件，世界茶区可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东非和南美等6个主要区域。
东亚茶区主产国有中国、日本。两国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23%。
南亚茶区产茶国有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三国。所产茶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4%，出口量的50%，是世界茶叶的主产区。
东南亚茶区位于中国以南，印度以东。产茶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所产茶叶占世界总产量的8%。
西亚、欧洲茶区主要产茶国有欧洲的葡萄牙和亚洲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等。所产茶叶约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14%。
东非茶区主要产茶地区有东非、南非、中非及印度洋中部分岛屿，其中产量以东非的肯尼亚最多，占世界产量的2%左右。

茶叶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南坡，布拉马普特拉河两岸的低山坡上。

我们的中国的茶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茶在唐朝开始兴盛起来，首先的原因就是唐朝的历史背景，在唐朝的时期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位置作为了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的茶文化也在那时开始兴起。在唐朝，茶叶的产区分布之广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茶的文化是唐代的发展尚未完全，将其真正达到顶峰的宋代，除了其他的情况外，先说茶的产地，在当时的宋代整个地区也包括内陆，是茶叶产地。宋代茶的饮用方法在唐代基础上一步前进，迅速发展文雅的点茶法，点茶法唐代煎茶法更为成熟。

中国茶史上溯到神农，但真正的价值是唐、宋、明的三朝代，茶史上有“茶在唐兴，盛在宋里”的说法。唐代以前，我国茶叶的生产发展缓慢，茶叶是传统农业附庸。陆羽《茶经》的出现是中国茶文化的形成标志。在唐代，随着茶叶的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茶文化和饮茶习俗有很多发展，宋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宋代在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发展期和繁荣时期，饮茶之风在唐代之后，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深入。

所以说茶兴于唐盛于宋，是茶文化发展的必然的历史阶段，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我们应该好好地传承下去，我们不能奢望我们现在的社会还能让茶在兴盛一次。但是，我们应该起到弘扬的作用，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看到我们的茶文化。

并州产马，马匹当然是驯野马，或者引进西域等地的良马，然后家养，繁殖。
古代的产马地，一言蔽之，主要就是今日的产马地。除了若干省近数百年来受到政治因素的破坏外，并没有什么很大变迁。这显然是受生态因素的影响，由此将能信而有证地指出，今日马匹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广大的西北牧区，在中国养马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至于所谓“冀北多良马”的古谚，主要是指内蒙的察哈尔等地而言。白山、黑水间广大的牧野就是辽、金时代骑马部落的发祥地，但到明朝以后才被重视。西南山岳地带，是随着古代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频繁的经济关系，终于更成为宋代以后重要的马匹资源地。内地黄、淮流域的平原，本来就是汉族发祥的地方，有更悠久的产马史可考。但东南一带，马蹄即行罕见，仅福建滨海数县，在唐朝已有马群牧养，不过产量有限。但这些小型马与菲律宾的土产马，恐很有血统关系。在台湾也有马，但很少，如清初黄叔墩著《台海使录》道“马小而力弱，异于内地，内山有山马。”远在琉球群岛也有马，如《琉球围志略》卷十四论马道“最蕃息，终岁食青，不食栈豆，故贫民皆畜以代耕，有事则役于公家，洪（武）永（乐）间，例以充贡，且常令人渡海市之。”不妨说，这些岛屿上的马很可能是由中国大陆移往的。美同人麦基尔对菲律宾马的来源亦有此见。至于 中国大陆的马匹去到日本的史实更是肯定的。但日本原有的马种来源，该国学者另有研究。
马匹在中国分布的情形，虽因人为的结果，如历代的政治中心及军事重镇大多在黄河流域，所以在黄河流域一带，都盛行养马，以便就近供统治者的调拨取给。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左右，其关系更大，象六朝、南宋均偏安江南，可是河港交错的鱼米之乡，终不适于产马的发展；唯独水草辛美、牧野广阔的地区，仍不失为古来最适宜的产马地。俗语道：“南船北马”，也够我们去了解马产和地理的关系。这些环境的影响，也是我国研究家畜生态学的课题。
由前述中国马种的起源去推测，中国尤其在蒙古地方，因为自然界对马的进化赐予良好的条件，可能在有史以前蒙古的草原要比近世更有利于马群的繁殖，因沙漠不象今日的广泛。所以西方学者承认蒙古人约在五六千年前已驯化了马匹，但中国内地各省约在5500年前亦已驯化成家畜。《周礼·职方氏》已指出上古中国本部产马的分布：如豫州、兖州其畜宜六扰（指马牛羊猪犬鸡)），雍州宜牛马，幽州宜四扰（指马牛羊猪），并州宜五扰（指马牛羊猪犬）。在公元前900年的时代，非子居住犬邱，擅于养马，周孝王就召他去渐渭之野养马，马群很是繁息，于是他被封为赢秦的祖先《史记·三秦本纪》。《前汉书·货殖列传》还提到“乌氏赢畜牧，至用谷量牛马……桥桃居塞，致马千匹。”可见秦、汉以前在西北已发展了养马业。从汉初到唐朝约一千年间，国家马政建设的中心就着重在今日陕西、甘肃一带。北宋因政治枢纽在汴京，产马地也就发展到中原地带，但西部边疆却是宋朝主要的马匹来源。最有意义的却是江、淮间产马地的建主，这完全是为了巩固朱明皇朝的根据地；不过永乐以后，因政治及军事重心又往北移，于是又重视北方的产马地。可是这个四方皆牧马的时代，由于近三百年来清帝国统治者禁止农民在内地养马的政策，以致破坏殆尽，在华北各省反而以养驴为主，但这和小农制经济又分不开。只有边疆产马地尚能保持及发展到今日的状态。
至于西藏的养马历史，在古代中国最不清楚，总以为今天的青藏高原是以养羊为主的西羌部族散布的地方，到隋唐以后稍知其眉目。这也是因为在这世界脊梁的崇山急流中，长久险阻闭塞所致。

中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基本一致﹐但传统农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近数百年来马匹显著减少。
西北产马区：
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非子在汧﹑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成为秦国的始祖﹐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于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也包括了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二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于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塞北产马区：
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取给于此。
西南产马区：
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于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
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
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史记》上说："天子(汉武帝)发书《易》云：神马（最好的马）当从西北来"。表明汉武帝认识到西北的产马质量甲于全国，于是便在甘肃北部大力发展养马事业。他曾以车舆换得其他民族的种马，下令全国各地悉养母马，从事繁殖和改良，故民间养马亦极繁盛。如《汉书·食货志》记载：“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马匹之多可想见。自古兵马相提并论，如要军队战斗力强，必须兵强马壮，这二者是缺一不可!武帝重视繁育马匹，故能北望匈奴，兼图西进。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创举，开辟了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从此开始输入西方良种马匹的新纪元。汉代重视养马，早在景帝已在西北设苑马36所。直到东汉永元五年甘肃西北部养马达30余万匹(《甘肃通志》)。自后汉以后，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我国北方陷于动乱割据得局面，全国养马业受到了破坏。但在西北边区一带，到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了北方，包括今甘肃的西部和青海的东部，这大片土地上又大力开拓养马，马匹数量又有了很大发展。据《魏书·食货志》记载："马乃至200万匹"。隋、唐继承北魏养马之基础，虽然马匹数量有所下降，但规模仍然可观。隋炀帝巡视河西，督理马政，在山丹大马营基地和祁连山麓草原上养马达十余万匹，并把养马地区扩大到青海东部，设场牧马。为了改良马匹，隋代还从波斯(伊朗)诸国购求良马，用来改良本国马。据《隋书·吐谷浑传》载称："吐谷浑曾得波斯草马，放入青海，因产强驹，能日行千里，时称青海骢。"吐谷浑所得波斯草马，即是从隋唐牧马基地陇右一带的草原上劫持去的。唐代承袭隋代养马规模，创建多种马政要项：如设太仆寺、卫府寺掌管全国厩牧舆马之事，在全国各处设置养马牧场多至60余所；在民间奖励饲育马匹，对所有官私马匹都设有薄籍，产马成绩大著。在太宗贞观年间，养马实行监牧制，在西北设八坊，坊下设牧监，每监养马3-5千匹；到高宗麟德年间，全国(主要在甘肃)马匹数达70.6万余匹。玄宗开元年间仅陇右一道即有马43万余匹。当时由于"古丝道"的畅通，随回教的东来，阿拉伯各国的良马和养马知识亦随之传人，对甘肃河西一带的马匹，自然首先受到积极的影响。唐代初期马牧场不仅设在河西，而且扩展到甘南河曲草原。在公元755年陇右马政机构统计官营马场的养马数达33.58万匹。可见在唐代盛期马政建设和马匹生产都很有成绩。但到了末期，约从乾元之后，居住于甘南之吐蕃，青海之羌，浑等部族不断侵扰唐代养马基地，终将陇右一带全部三百所监牧所养数十万马匹悉数劫走，从此河西养马日益衰退。从唐末时起，河西动乱不堪，又经过五代十国长时期的混乱，在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遭受无止境的破坏下，逐渐形成了象今天河西的状况。宋、元两代甘肃养马依然不振。明代甘肃行太仆寺，诏令民间养马，河西养马又有起色。永乐四年在甘肃设立苑马寺掌管各卫、监的马政，督理苑马生产。《明史·兵志》称：苑马寺在河西拥有五卫、六监、二十四苑，每苑养马4千至1万匹。河西一带有庄浪卫（今永登）、镇番卫（今民勤）、山丹卫和甘州卫(张掖)等，设牧监管辖苑马，繁殖马匹。其中由武威监管辖的古城苑，安定监管的武胜苑(在天视县)，甘州卫的甘泉监管辖广牧、麒麟、红崖、温泉四苑，祁连监管辖的青海西宁、大同、永安、固城四苑，至今其名称仍在，遗迹犹存。明代河西养马在受到当时当地社会与自然环境生态条件的限制下，只能有效利用甘肃河西与青海东北部相连一起的祁连山东段这一高寒湿润生态区了，河西其他地区已无大规模养马之可能。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明代还在接近产马区的地方设立茶马交易机构，如在河西的庄浪，甘州以及河州、西宁等地都有这种设置，用茶换取牧区的马。这是由于内地马匹缺少和产马不足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这种办法是宋代因需马孔急而创立的，到明清仍然沿用。清代在河西各县均驻有马步绿营，所有较好的草原，悉为满族官府占有。官办马场大小约有41处，其中以在今武威县的黄羊川、肃南裕谷族自治县的皇城滩、山丹县的大马营、张掖县的人宗山、民乐县的扁都口、临泽县的红湾寺等地办过的马厂，较为有名；在西宁也设过马场，繁殖军用马匹。
这些马场中当时办的最好而且延续到现在的是大马营和皇城滩这两处，因草原相连而构成的产马基地，规定"冬春时、六分舍饲；秋时、四分舍饲，余放牧"等，今天在大马营草原上的山丹军马场对马群的管理大体上也采用这种方式。
河西马匹的来源和影响河西介于草原广阔、产马众多的青藏和蒙新高原之间，因此这里的马最初当从南、北、西三方面的产马区自然扩散而来。但历史地看，东面的马也有人为地进入本区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最早的原始居民是以游牧为生的羌族和氐族人，他们驯养的马可能是本地最早的原始品种。周秦时期所称的"西蕃马"，《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所得献马，以及《竹书纪年》提到周孝王五年西方人前来献的马，它们大都是青藏高原上的原产马。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在秦以前内地用马的主要供应地，也是河西马匹来源的主流。河西东部在夏商时代已列入我国版图，属九州之一的雍州。春秋战国的乌孙，大月氏早在此时之前，即据有酒泉以西之地，均游牧于河西一带，其所养来自西方之马，对河西马有长久的影响。后来乌孙人西迁新疆伊犁河流域，使西方来马减少，但在过去长期大量对河西产马所造成的良好影响仍保持下来，是不会遽然消失的。到了汉代，《史记》记载汉武帝说："神马当从西北来"，这句话决非随便妄言，而是通过他的比较认识所判定的。这与他后来派专使去新疆西部乌孙国购求良马之举不无联系，结果据《史记》记载："果然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西方的马不断运入，对河西产马有良好的影响。在公元前121年以前，河西为匈奴"行国"游牧之处，曾有浑邪王驻牧张掖。蒙古马进人本区的数量和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古代河西马匹来源的第三个方面。它对河西固有的产马起了不好的影响。以上三方面是河西远古时期马匹的来源。在这三者之中，可以说青藏高原的产马是基础,这是因为河西是青藏高原的边沿地带，距离最近；西与北两面来的马都是从远处进入，只起了杂交混血作用。古代河西的马既然来自三个不同地区，没有血缘关系，各有独自的种质，其体型、外貌、役用性能……各有其特点。这些马先后在不同时期进入河西，势必混群繁殖，经过若干年月,必然要发生变化，其结果将是怎样的?述之如下。
河西三方面来马种质的分析根据马品种的生物学分类的观点和生物与环境统一的理论来考察分析三方马原产地的生态条件和种质表现，可以看到：青藏高原有高寒湿润的草原生态环境，它对马的外貌、体质和体型、性能的影响，据笔者1958年在青海海北草原上调查浩门马的结果，马的外貌多较粗重，体质多粗糙结实，体型全部为兼用的和偏挽的，无乘型；性情不甚灵敏，轻挽能力优异，乘速较差；天然会走对侧快步，受到人们好评。西面来马当时来于甘新蒙三省相连区域，这里古时的生态条件未必和现在相同，但与青藏高原及内蒙中部、东部相比，无论在地势、气候和草原生态等所存在的差异，当与今日元殊。从河西直到新疆，在雨少、草稀、气候较旱的草原上所产的马，其体格外貌多较轻俊紧凑，体质较干燥结实，体型多为兼用偏乘，性情比较灵敏，乘速和轻挽的能力较佳。如产在新疆东部、距甘肃河西较近、著名的焉耆马，笔者于1962年在产区内种马场鉴定了不少马匹，看见它们多具有上述表现，而且乘马中亦有会走对侧快步的马匹。内蒙古高原西部的自然生态和青藏高原差别较大,和河西及新疆的差别较小。内蒙最具有代表性的产马区是锡林郭勒盟草原,其中尤以东、西乌珠穆沁旗的产马素负盛名,被认为是最典型的蒙古马。据《中国马驴品种志》新近介绍其外貌为：头重颈短，耆甲不明显，胸深广，尻短斜，四肢短，躯长皮厚，后肢刀状，蹄低，距毛多；体质粗糙结实，性情中度灵敏；体型属兼用型，多偏挽，少数偏乘；乘用、挽用持久力强。
河西三方来马所起的作用，上述三方马匹对河西马所起的作用和效果不同。 1、青藏高原马的作用：青藏高原东北部与河西祁连山区连成一体，所产的马自然是形成河西马品种的基础。它的种质特征最主要的一点是马体粗重结实，适合挽用为主。这对我国古代用马是非常需耍的。在西周及其以前时期，马匹基本作挽用，到春秋战国时，挽马的作用益大，国之威力决定于马拉战车的多少，所谓"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万乘之王"。秦统一中国，扩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畅通全国，对挽马的需要更是可想而知。因此，古代河西马品种的选育，其体型是以挽用型为主。除此之外，其种质特征的另一特点是不够灵敏，速力较差。这是古代对马匹改良最需要克服的重要缺点。要改掉马的这种缺点，首先要求马匹要有良好的悍威。有悍威的马必须有灵敏的性格和平衡活跃的神经反应类型。但这必须使马匹在身体结构上能有相应的表现：如头轻清秀，耳小眼大，颈长弯曲，四肢干燥，筋腱明显，蹄质结实，等等。
来自西方马的作用：在河西马品种形成过程中，历史地看，青藏高原北部产马进到河西以后，和外地马首先得到自然混血的，是产在甘、新、蒙三省区交界地带的乌孙、大月氏的马，这些马是沙漠种系统，其种质特点主要是体轻、干燥、灵活。青藏高原马与之杂交之后，有了较轻型马种血液的输入，因之在体型、外貌、体质、性情和役用能力等都发生了重要的良好的变化。其体型由挽型变成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笨重而变向轻俊；体质由粗糙变得干燥结实；性情变得更为灵敏；行动变得敏捷；役用的挽力没有减少，速力则有了增加。这正是我国古代所要求选育的马。自从河西有了这种以挽为主、挽乘兼用体型的马，我国由周到唐两千余年间，无论是乘用马或挽用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马。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蒙古马的作用：蒙古马进入河西之后，参与河西马品种的形成，其作用有好有坏。例如，,其体型为兼用型、胸深广、体质结实、工作持久力强等特点，对古代河西马孕育形成新品种过程中可以起相辅相成的良好作用；但除此之外，诸如外形结构上的头重、颈短、耆甲低、背腰长、尻短斜、四肢短、距毛多、性情野、体高矮等特点，是和古代马的选育要求背道而驰的。河西马受到蒙古马的混血，不仅无益，反而起了坏的作用。所以总的说来，蒙古马在古代河西马品种的形成上是害多而益少。
河西马品种的形成：青藏高原马和乌孙、大月氏马的混血繁殖，创造性地形成了轻、重两型马融合为一的挽乘兼用型。这种新型马外貌上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体躯依然粗重，保持有雄厚的力量；而颈较长、四肢肌腱发达，大大提高了行走的速度，这是一种力速兼有的新型马。这种新型马初步形成为一个新品种，其时期约在周代，从出土文物中可见当时社会上在各种场合所用的马大致都是这种体型。这可以说是河西马匹新类型的形成。但不幸的是，这种新类型马，在秦代受到外血影响而被改造，这可以看作是第一次破坏。所幸到了汉代又得到了进一步改良和提高，并育成了比周代更为优异的良马品种，在西汉末和东汉初这段时间所育成的马，代表我国养马历史上对马匹选育达到顶峰的时期。这时的马，可以看作为我国古代最有实用价值的有代表性的典型马匹。三、汉代改良育成了专用型马品种汉代初年，匈奴甚为强盛，河西时起战争。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一带对抗匈奴。依靠战马的作用至大。因一方善于骑战。另一方如无良马，实难应战，因而大力改良河西马，势在必行。
引进西域良马对河西马的改良：汉武帝雄才大略，重武爱马，故对马匹改良非常重视。他认识到西方马的品质最优，故竭力向西方购求良马。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乌孙国，乌孙王送来良马数十匹，汉武帝一见叫绝，就称乌孙马为"天马"。此后，曾有一个西域的使者来到长安，报称大宛国有宝马。汉武帝闻知后，派人持金马去换良马，事未成大怒，令李广利率兵出征大宛，征战四年，终于迫使大宛议和，献汗血马三千匹。
《史记》上曾记述：汉武帝"……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汉武帝得到乌孙马和大宛马之后，便下令全国悉养母马，用西方良种马交配，进行改良，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西方良种的血液影响，有计划、有目的地发挥良种作用，尽快提高河西马的质量，重新恢复周代所育成的马匹的体型、外貌和性能，并进一步予以选育提高，以实现当时所要求的理想改良目标。
汉代育马达到高峰的时期和成就：汉马经过上述的改良和选育，其体型、体尺、体格结构、体质外貌、秉性悍威、工作性能诸方面都有了著提高，与今天国内外其他任何时代和地方所产之马全然不同，形成了汉代所独有的马，到西汉未东汉初年达到了选育的高峰，它的典型状态在人们的思想中构成了良马的标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汉名将马援铸造良马模型一一"名马式"的基本根据和由来。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生于西汉成帝永始三年，其父马仲做过西北边郡主管畜牧的"牧师令"。他从小随父生活在畜牧发达的凉州，对畜牧很感兴趣。
公元35年归服刘秀，被任命为陇西郡太守。时值边境很不平静，常有战争。他认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发展养马加强国力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极力搜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所有相马名家对良马部位的研究，如对春秋战国时的寒风相口，麻朝相目，秦牙相前，赞君相后……，以及西汉时的仪长孺相额，中帛氏相齿，谢氏相马鬃、马唇，丁都君相马的身材，等等，他用心钻研，选取前人研究成果，对良马各部位应具之优异形态集中在一马身上，使这匹马的外形骨相达到良马最完善的境地。这就是马援制造的"名马式"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他的这一创举，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养马，改良马匹，促使社会上能产出更多的良马；另一用意在于教育别人学会相马，所以他说："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具备，又不可不传之于后世"。于是把他所制造的身高三尺五，胸围四尺五的铜铸良马模型放在东汉首都洛阳的城门口，在人们通过最多的地方展览示众，以广得众人认识良马的机会和效果。马援所制造的"名马式"是世界上最早的良马模型，他集我国古时历代著名相马家观点之大成而使之形象化。此模型堪称为良马之结晶。它必然和当时社会上人们对良马的看法、对马匹选育目标和使役要求相一致。它不仅是对当时，而且对后来的马匹选育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育成了我国古代专用化体型的良马品种：古代骑士及盔甲、武器重达百公斤以上，故乘马亦必须为"重型乘马"。这就是说，无论挽用或乘用都要求力速兼备，方能胜任。因此汉代的马仍然保持周代马的样子：即躯体粗重，头轻、颈长、四股干燥、表现为较重的挽乘兼用型马，役用时既有大的挽力，又有快的速度成为当时社会上使役最受欢迎的马。汉通西域之后，各种人往来不断。当时维系这条长途自交通机构，便是驿站和驿马的设置。古诗中有"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还有"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这都是形容"古丝道"上的景象，读之令人有如亲眼所见之感。河西走廊是"丝路"必经之地，故至今兰新公路附近仍有不少的驿站和烽火台的遗迹。当时为适应长途骑乘，少受马背颠簸之苦，对于驿马进行了特别调教，使它能走左右摆动的对侧快步，以代替上下颠动的自然快步。
通过一代一代地选育，终于培育出来不用调教就自然会走对侧步的马。使这一性状永久地遗传下去。时至今日，河西群众选留种公马仍然重视这一遗传性状，牧区马群中仍然多有走对侧快步的马。河西天祝县产的岔口驿马、青海海北产的浩门马即具有这种遗传性。

中国马种的起源和演进
蒲氏野马曾被认为(Equusprzewalskii)中国北方马种的祖先。经过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证明中国家马的祖先是野生马种E.caballus，其前一代为三门马(E.samenensis)，它们都曾生存於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中国南方马种则起源於云南马(E.yunanensis)，它们的化石分布在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属龙山文化的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马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马下臼齿，经碳素断代并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又据《周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说明当时马已被驯化和用於使役。
中国古代马体一般比现代马种为高，历代曾出现过许多所谓“千里马”。春秋时卫国有六周尺(合今138厘米)以上母马(騋牝)3000匹。汉景帝时禁止高五尺九寸(合今135.7厘米)以上的壮年马出关，此高度正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马俑相等。宋代买马标准高合今130.2~145.7厘米。明代以来，由於战争的耗损和养马业的衰落，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部分善种外，中国马种呈现退化趋势。
古代养马地区的分布
中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基本一致，但传统农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近数百年来马匹显著减少。
西北产马区
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非子在汧、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成为秦国的始祖，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於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也包括了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二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於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塞北产马区
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取给於此。
西南产马区
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於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
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於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
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马匹用途的变化
养马最初是为了食肉。殷代曾用马作祭品。《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青海一带部落曾献“食马”。后因马在军事、驿运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严禁宰马。据《周礼?夏官》记载，周时马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供仪仗及祭典用的“齐马”、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6类。按周代制度，仅周王可同时兼养6类；诸侯不许养前两类，大夫只许养后两类。这种约束到春秋时期即被冲破。
关於各种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变，据《周易?系辞下》和唐《通典?礼》记载，黄帝、尧、舜时已发明马车。殷墟出土的马车构造已颇完备。殷、周时马车普遍用於车战、狩猎和载运。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汉《盐铁论?未通》说，汉代“农夫以马耕载”，同书《散不足》篇又说“古者”马“行则服扼(轭)，止则就犁”，当系事实。骑马始自何时，尚难确指。但把它广泛应用於生产和战争，无疑始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中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骑马民族，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其显例。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於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春秋时已有驿，至汉、唐更发达。唐代每30里置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汗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此外，马还被用於运动。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中，已有马术表演的形像。在中原，马术始见於汉代宫廷娱乐，至唐代空前发达，出现了马背演技、舞马、赛马等项目。打马球起源於西藏，在唐代宫中盛行，迄明代发展成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至於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於草原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专官和匠工制成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因其味甘，为古代医学家所推崇。
养马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养马技术内容丰富，远在西法传入前已长期应用於民间，成效卓著。除不少已失传者外，主要有：1.相马术。春秋时伯乐、九方皋等相马名家辈出，并著有《相马经》。汉武帝时依大宛马铸“金马”为良马式立於长安。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并铸立铜马模式於洛阳宫前。此后千年续有相马著作问世，如唐人撰写、明代改编的《相良马宝金歌》等。2.阉割术。3.饲养、繁殖与调教法。战国军事家吴起对先秦养马曾有总结性的阐述。北魏《齐民要术》指出养马要“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也为后世所师法。在马的繁殖方面，唐、宋时已采取直肠妊娠检查法，并有登记申报制度；明代又有发展。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对良马的控肥法和调教法很有特色。蒙族发明的套马杆以及西北地区的绳圈捕马法等，迄今仍在应用。4.马种改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除供御用外，主要作种马，可视为中国马种改良的嚆矢。从汉末到隋、唐，续有西域良马输入，包括大宛马和波斯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贡马，经过杂交，使唐马益壮。现在的河曲马和祁连山南北的地方品种就是唐马遗种。
马政沿革
商代甲骨卜辞记有管理商王马匹的马小臣。历史上由政府管理全国官民马匹的组织制度，最初酝酿於周代。《周礼》中的校人、牧师、圉师、廋人、趣马、巫马等职司，分掌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和保健等任务。除周王室与诸侯养马外，又向下级徵发马匹以充军赋。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秦、汉时边郡设苑养马，并成立太仆寺，马政机关从此形成；太仆一职也由周代周王车驾的御从，变成为马政长官，位列九卿。北朝起太仆寺兼管骆驼、牛、羊等牧政。
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
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於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於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场，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场。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
辛亥革命后，先在陆军部设立军马司。1936年南京政府军政部军牧科扩编成马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马业由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一度成立马政局，分别主持军民马匹的繁殖改良工作。
国人为什麼在生肖中选中了马，显然是因为马很早便是人类的朋友了，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如果离开了马，就会逊色许多。历史上有“神马驮书”美丽神话故事，《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尚书中侯．握河纪》：“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於河。”相传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龙马和神龟驮来的“图”与“书”画成了八卦，这就成为“周易”的来源。传说中又有关“八骏马”的故事。《拾遗记》周穆王记载：“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宵，四名超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谓之‘八骏’也。”
古代对好马的重视，又演绎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老马识途”的典故，“白马非马”的哲理论辩。秦穆公时的伯乐、九方皋都是当时相马的高手，以至今天“伯乐”成了发现、培养人才的代名词。汉武帝还将作为良马的标准尺寸铸成“铜马法式”立于长安鲁班门外。1973年在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相马经》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相马专著。
由於人们爱马，马也成了绘画艺术对象。从甲骨文字刻写起人们就已经把马作为艺术表现题材了。但马的形象无论是在作用上、使用上或艺术创作上在秦以前都还没有其独立存在的地位。
马开始与人类产生关系恐怕还应从劳动开始。但马开始暂露头角还不是从劳动中来的，而是战争。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战事频仍，血雨腥风的年代，其中车战占了很大的成分。车战中马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以青铜器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常能看到的是像尊、云纹犀尊或四羊方尊，甚至还有豕（猪）尊这样的青铜重器，绝少马的造型。只是到了秦朝，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的秦兵俑、铜车马，还有秦鎏金铜马车，那精绝的造马技艺乃叹为观止。秦兵马俑是横扫六合的秦始皇军队强兵壮马的形象再现。秦始皇陵，共由三个坑组成，埋葬了8000个与真人真马一样大的陶俑陶马， 其中一号坑形成的军阵最为壮观，是步兵军阵，兵马数目达6000个。
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裏发现两乘彩绘铜车马，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的铜铸车马，是举世无双的古代青铜器珍品。这种由四马并驾齐驱、托著篷盖的车，就是古代有名的“驷马安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由此而来。这两乘铜车马形制完整，驾具齐全，相当於真车马的二分之一。其中二号铜车马，重达1241公斤，车前方的四尊铜马，身长约110厘米，形态逼真，解剖关系合理。车前的御车铜俑，彩衣白领，两臂前伸作揽辔状。辔带、勒绳等都由青铜件连接而成，质感强烈。
铜车马其制作工艺的复杂多样和艰巨程度令人震惊，全车由3462个部件组成，共有介面3962处，工艺十分精巧复杂，三千多个零件基本上都是铸造成型，再经过锉磨、抛光而成。其中有1720件金银构件、饰物，华贵富丽，肃穆高雅，做工极为精细。车壁四周及椭圆形篷盖绘有彩色花纹图案，线条流畅，立体感强，犹如镶嵌一般。它不仅在青铜器史上留下崭新记载，而且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以往所发现的考古资料中从未见到过的稀有珍品。
位於陕西太平县道常村西北的西汉霍去病的墓前花岗岩石刻是汉初雕刻艺术杰作。霍去病是西汉著名将军，五年内六次率部队，反击匈奴的侵忧，六战六捷，为解除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和打通西域的道路，立下不朽的功勋，但英年早逝，去世时仅24岁，汉武帝厚葬他。墓前十四件石雕中以动物为主，仅马的形象就有：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三件，作者运用寓意的手法，用气宇轩昂，傲然屹立的战马来象徵这位年青将军的英姿。
《马踏匈奴》再一次体验到中国雕塑艺术的写意传神的特点。看上去这样的半成品似乎是很笨拙的，没有雕空的下半身更让人感到似乎是十分沉重的大石块，那马虽然粗糙，但它仍然有一种灵动之势，那浅浅地雕刻的几笔就是马腿，它与马的上身连成一体，多余的没有雕空的石料根本不存在，有的是一个完整的马的形象。
汉代之后墓葬随葬品中马的造型增多了，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青铜“马超龙雀”（又名马踏飞燕）是一件圆雕的马，马的身体比例准确，造型生动，昂首扬尾，奔跑之势，马的体健美态给人产生腾飞空间流动感。象徵天乌马行空，疾驰如飞。三蹄腾空，一蹄踏於一只飞燕之上，由於重心平衡掌握得好，所以虽然它全身著力点只在后左足上，却仍是十分平稳。
“马踏飞燕”的精妙之处在於它的巧妙构思上，要表现一匹得道成仙的“天马行空”的主题，雕刻家可谓挖空心思，想像出这麼一个让马踏著飞燕宾士的造型。马的沉重的巨大身驱与小燕子的小巧灵活的身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马的沉重身躯变得轻巧灵活起来。尽管马的一只脚下踏一只飞燕是马的身体取得平衡的依据，但这不是这件作品的重点。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成功地表现了马的飞奔之态，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浪费。“马超龙雀”也说明马开始真正从战车中独立出来，以其超凡的想像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艺术的巅峰，以至它的形象曾3次出现在新中国的邮票上。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以普通的黏土制成，运用火的艺术使之成为不朽的艺术品，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因此后人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著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於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唐三彩马不但色彩堂皇富丽，而且物形体圆润、饱满，造型雍容华贵，从中可以显示出盛唐的时代风貌。唐三彩种类繁多，主要有人物、动物和日常生活用具。在各种动物塑像中，以马和骆驼为多，在唐三彩中出现如此之多的马和骆驼，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历史相一致的，集中反映了当时发达的交通运输业。1957年在西安鲜於庭诲墓出土的三彩三花马，是唐三彩马的代表作。
唐三彩一辞，不见於古代文献，最早的记载是民国时期。而世人对唐三彩的重视大约在本世纪初，1905-1909年，陇海铁路修筑期间，洛阳北邙山一带发现一批唐代墓葬，出土了为数颇多的唐三彩作品。这批唐三彩被运到了北京市场上，受到了国内外古器物研究者的重视和古玩商的垂青，从此，世人皆知唐三彩之名。建国以来，唐三彩之名长期沿用至今，当然，专业研究者则多以“唐彩色釉陶”之名称呼，从严格意义上说，后者更具科学性，因为从工艺上看，唐三彩是“釉”而算不上“彩”，但唐三彩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有广泛的影响，因而保持这一名称。
马在战火纷飞的疆场，冲锋陷阵，纵横驰骋。留下了多少英雄立马的神话般的传说。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唐太宗墓前的昭陵六骏，都是中国古代的雕塑家为马传神，让这热烈的生命在坚硬的顽石上留下不朽的造型。最能代表唐代石雕艺术水平的是唐太宗的陕西昭陵的浮雕《昭陵六骏》，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先后骑六匹骏马驰骋疆场，长期的征战生涯使唐太宗李世民和战马结下了不解之缘。贞观十年（636年），开始营建昭陵。唐太宗李世民下了一道诏令，让著名的工艺家阎立德、美术家阎立设计督凿，把他在战争中骑过的六匹有功战马，采取佛教高肉浮雕法，刻在宽2米，高1．5米的大青石上，六骏东西对称排列，东为“飒露紫”，“拳毛騧”和“白蹄乌”，西为“什伐赤”，“青骓”，“特勒骠”。昭陵六骏，表现李世民在开创唐帝国重大战役中的鏖战雄姿，六匹马姿态各异，雄健异常，手法简洁浑厚，刻工精湛，高度体现了我国古代雕塑的艺术水平。
“昭陵六骏”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特点，作品的处理手法上，以写实为主。“飒露紫”描绘的是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情景。“飒露紫”神态镇定，前腿挺立，肩颈由於疼痛而肌肉紧张，身体微向后倾，表现出它正在主动配合救援者的治疗。西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李世民身陷敌阵，“飒露紫”胸前中箭，幸好侍卫丘行恭赶来护驾。他把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一手牵著“飒露紫”，一手持刀呼喊砍杀，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唐太宗特意下令把丘行恭与这匹战马刻在一起。其余五骏，以独立构成画面，有站立、有缓步款行、有宾士，形象各异，栩栩如生。
“昭陵六骏”其中“飒露紫”、“拳毛騧”两具浮雕，1914年被美国文物走私商人勾结民族败类，打碎装箱，盗往美国，现存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现“飒露紫”保存最为完好。1917年，其余四具打碎装箱，准备再盗走，运至潼关途中，被当地爱国人士发觉截获追回。现保存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成为稀世珍品。
中国有关马题材的绘画，也是从唐代开始的。唐朝最著名的画马名家是曹霸，张萱、韩斡。曹霸他的画被杜甫称为如同“九重真龙出”。唐代画家张萱作《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妹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的闲散自在地策马春游。画中马丰润圆满，用线工细、设色典雅富丽并富有装饰性。
韩斡，生活于唐玄宗时代，少时贫寒，被王维发现并赏识，且资助其学画，终为画马名家，天宝初召入宫中为内廷供奉，当时陈阂画马独步一时，玄宗曾命韩斡效法陈阂，但斡干未从命，玄宗怪问其所以，韩斡答以：“臣自有师，今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可见他是注意研究体察生活，不墨守成规。韩斡所画马大部为御马形象，大多反映皇帝贵族射猎游乐等题材，体型多肉而少露筋骨。流传至今的作品有《牧马图》《照夜白图》。
《牧马图》绘黑白二马，一奚官虬髯戴襆头，手执韁缓行，马体态肥硕，具有神骏气势，全图不施背景，概括性强，用笔简练沈著，线条纤细遒劲，设色雅丽，人物形神兼备，衣纹疏密有致，显示出作者精谌的功力。
张萱、韩斡两人以线条勾勒马造型的绘画技法，成为开宗立派的领袖人物，历代画家均受影响，特别是宋李公麟、元赵孟頫皆受其影响。李公麟的《五马图》和赵盂頫的《人骑图》不离张韩其宗的。
宋朝是我国古代书画创作的一个繁荣时期，人才辈出，著名画家赵盂頫的《人骑图》，画一奚官乌帽朱衣，按辔徐行，人物神态奕然，骏马造型准确生动，用笔古朴秀雅，是赵盂頫代表作。
李公麟是北宋的一位著名画家，“白描大师”。在李公麟的传世作品中，最被认定真迹的是《五马图》，这也是他最具艺术造诣及个性风格的代表性作品，画中虽无名款，但他生前至交黄庭坚的笺题和后跋，足以证明此画的真实性。此画作於澄心堂纸上，用墨笔单线钩勒再略染淡墨，落笔轻重起伏，具有节奏感，充分表达了马的精神与质感。《五马图》表现的是西域进贡的五匹名马神态和奚官、马夫伺马情景。画为长卷，分五段。每个部分以线描勾成，用概括精简的流畅的线条，施以极清淡的颜色辅助。《五马图》对后世影响甚大，成为后世画鞍马人物的最佳范本。
近代画马代表是朗世宁。郎世甯出生於义大利米兰，郎世宁是汉名。西元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由欧洲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派到中国，於康熙末年进入宫廷供职，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宠遇，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宫廷艺术家的生涯。他的画风代表了当时的宫廷艺术品位，带有“中西合璧”的特色。西元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郎世宁在北京病逝，丧礼备极哀荣。乾隆皇帝特下谕旨，亲撰墓志铭，葬於北京阜城门外。
郎世宁擅长动物画，创作有许多马图。《八马图》画烟云绿柳下八匹马，姿态各异，刻意写真，可谓马图代表作。郎世宁另一名画《百骏图》卷为清代绘画神品，描绘百骏卧立宾士，互噬，舐驹，涉渡神态百千，神妙逼真，原藏宫廷大内人莫能观。清溥仪出走，清宫为故宫博物院，方得以流览，此后蜚声世界艺坛。
现代画马名家首推徐悲鸿先生，他画的《九方皋》《奔马图》可谓妇幼皆知。青年时期他画的马，就显示不凡，当时著名的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看到他的马图，就大加赞赏说：“虽古之韩斡，无以过也！”他画的马既有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融中西绘画之长於一炉，笔墨酣畅，形神俱足。

古代产马地有并州。

在古代中国，关于马的产区的记录历代不绝，上古时候的中国，产马地区有豫州(今河南省等)兖州(今山东省等)、雍州(今陕西、甘肃等省)、幽州(今河北省等)、并州(今山西省等)。

先秦时期的西北，已经成为中国的养马区。此后，由西汉初年开始直至唐朝的千年间，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等地，包括陕西境内，是历朝的养马基地和马场所在。

这一状况延续到了现代，如设在甘肃山丹县境内的养马场，是最重要的军马场之一，如今，当此全球化时代，山丹的军马场和新疆伊吾、伊犁的军马场，都遭到衰落的命运。

宋代因为版图的萎缩，其产马地也退缩到了中原地区，那时的优质马仍然是在西北和北亚的大草原上培育出的，所以有所谓的“茶马贸易”，用茶叶、丝绸等与马背民族交换优质马；

明朝初期，出于与北方的战争之需，在长江、淮河流域也建立了养马的基地。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北亚的马匹又受到重视。

扩展资料：

通过化石研究已经证实，马属动物的祖先—始新马出现于5500万年前的北美，其身体如同狐狸样大小，以多汁嫩叶为食，前足有四指，后足有三趾。

随后，自然界发生地形、气候及生态变化，出现了开阔的内陆平原，马的进化也逐渐适应了这些变化。马的进化经历了始马、中马、原马、上新马和真马等主要发展阶段。

其主要进化特点是：体躯增大；体高增高，体高由原来的40cm增高至120cm以上；趾由三趾或四趾进化为单趾（单蹄），以利于奔跑；牙齿由低冠的阜头结构向高冠、齿质坚硬、齿面宽而多皱结构变化，以利于采食干草；脑容量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