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东哥(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为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今社会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人文学科的研究、生产和传播。在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创新的研究范式和教育学知识的科学生产。教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必须继承和发扬人文传统。数字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成为“创造超越历史和媒介的知识和意义的全球路径”，这是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的新前景——数字人文。
教育需要数字技术。
长期以来，教育学一直以质的研究为基础。教育研究充满了主观性、模糊性、情感性和偶然性，其科学性受到了质疑。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改变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获取教育大数据的便捷，教育研究也在向数据密集型科学方向发展。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广泛性和客观性得到了提高。
首先，“以数据为基础”保证了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传统教育研究遵循“观察教育现象——提出研究假设——收集相关数据——得出研究结论”的技术路线。由于不同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理解不同，提出的研究假设也不尽一致，最终的研究结论也五花八门。这就是人们批评教育科研不足的原因。而“基于数据”的教育研究摒弃了“主观”的研究路径，从海量数据中总结出教育规律，用数据表达观点，从而夯实了教育研究的实证基础。
其次，“全景描述”保证了教育研究的普遍性。不同于传统教育研究中的小样本分析和局部探究，基于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教育研究可以全景式地呈现教育现象。教育与人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复杂性，需要对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因素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从而全面反映问题的本质。这样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而不是仅凭局部数据就得出适用于特定范围的结论。
最后，“技术主导”保证了教育研究的客观性。传统的教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观察、分析和解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成为人的主观表达，这与“不涉及价值”的科学精神相悖。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研究需要处理海量数据，这是人类智力所不能及的。因此，数字技术已经开始主导教育研究过程。而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不携带任何情绪或想法，研究结论更客观。
继承人文主义传统
首先用数字符号抽象出教育现象，然后用建立的计算程序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各种相关关系和直观图表成为教育研究的表现形式。数据和计算剥离了人的观念，教育研究开始走上自然科学的研究道路。研究人员也高度重视数理逻辑和计算思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没有比这更神秘、更不可估量的力量在起作用了。人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也就是妖魔化世界。”因此，在数理逻辑下，教育世界变得清晰而简单。
但是，由于教育学的人文性，数字技术对教育研究的促进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否认，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拓宽了研究视野，但教育问题远非单靠数字技术就能描述和解决。人的自由、尊严、价值、民主、理性等因素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教育研究需要继承人文主义传统，深入生活去体验、重复、理解和解释生命的历程。
第一，从学科属性来说，教育学属于人文学科。在这个领域，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是一种科研态度。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曾说:“史料本身是不变的，但历史学家对史料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换句话说，史料已经是存在的事实，不会改变，只是对史料的解读因人而异。在这方面，教育学和历史学类似。对于同一个教育现象或问题，不同哲学、价值观、教育观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解读。
其次，从教育的本质来看，教育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化，包括事实和价值。教育研究既包括教育事实，也包括教育价值。对于教育事实，我们可以通过数字编码和数据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但对于教育价值观则不行。有些因素，如教育者对教育目标所给予的期望，教育活动直接参与者所投入的情感，教育活动中所传播的价值观，是无法或不能用数字准确表达的。因此，数字技术只能局限于对教育事实的研究，而教育价值观需要坚持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必须包含对生命的敬畏、理解、关怀、尊重和诠释。
人文与数字技术的融合。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库、应用和数字化工具对人文学者可用的资源类型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文研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因此，人文学科研究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借助数字技术积极拓展现有的研究方法，但同时教育学也要坚守人文学科的属性，在研究中继承人文传统。于是，当传统人文遇上数字技术，数字人文应运而生。
数字人文致力于将数字技术融入人文学科学术研究，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数字人文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要保证教育中数字人文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数字人文研究者需要做出以下努力。
首先，教育数字人文研究者需要加强其数字信息技术素养。人文学者普遍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基础，可能对数字技术非常陌生，无法有效利用技术解决该领域的问题。这就要求教育科研人员具备一定的数字技术基础，能够参与工具开发、数据库建设、编程等环节，掌握数字技术的算法原理。
第二，教育数字人文研究者需要避免技术迷恋。数字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解决存在于人文领域但传统人文研究方法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研究者陷入“技术万能”的迷信。科研人员只有正视数字技术并合理应用，才能有效“与数字技术抗衡”。
第三，教育数字人文研究者需要坚持主观判断。在教育学中，有必要探讨价值观、文化和概念的重要性和深层含义。研究者在关注可验证、可量化事实的同时，也应强调主观判断，避免让技术代替研究者做出选择，否则教育的数字人文研究只会停留在工具层面。因此，研究者需要进行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思考。
(本文是国家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总体项目“中国教育研究的范式梳理与中国经验研究”(BAA200023)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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